劉煜鴻

　　今年是偉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又逢父親劉亞樓誕辰115周年和離世60周年。在此，謹以此文表達對勝利的贊譽和對父親深情的懷念。

　　我的父親劉亞樓在1941至1945年間，曾在蘇軍中親歷了蘇聯的衛國戰爭和對侵華日軍的作戰。我至今保存著一張父親身穿蘇式軍裝的照片。年輕的父親佩戴著蘇軍少校軍銜，英俊帥氣，胸前佩戴的兩枚獎章格外醒目。

　　父親胸前的兩枚獎章，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蘇聯戰勝德國獎章和戰勝日本獎章。這兩枚獎章反映了父親在這場戰爭中，既參加了蘇聯紅軍對德國法西斯的作戰，也參加了對侵略我國的日本關東軍的作戰，記載著父親在蘇聯近8年的難忘經歷。

　　一、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優等生

　　1938年4月，黨中央派父親赴蘇聯進入有“紅軍大腦”之稱的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這是自父親參加紅軍以來，在紅四軍隨營學校（后改為紅軍學校）、紅軍大學（后改為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之后，第三次進軍校學習深造。

　　初到莫斯科，首先遇到的“攔路虎”就是語言困難。

　　一次，父親患急性闌尾炎住進了醫院。當時，蘇聯的藥品尤其是麻醉藥品十分缺乏。手術前，醫生征求意見，問他“需要不需要麻醉”？醫生連說帶比畫，父親就是聽不懂，只好不住地搖頭。醫生以他的搖頭為態度，把他推進了手術室，硬是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做了闌尾切除手術。

　　出院后，父親下定決心盡快攻克語言關。他以頑強毅力和拼搏精神，投入這場新的戰斗中。每天早起晚睡，練習發音，默寫單詞，背誦俄語課文。功夫不負有心人，半年之后，對于日常生活用語，父親已能應用自如，并能用俄語口答筆書學習中的一般問題。

　　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主要內容有世界戰爭史、戰略學、戰役學，還有從連到大兵團聯合作戰的組織指揮和戰術運用以及軍事工程學等。這些內容層次高、系統性強，教員要在限定的時間內把規定的內容講完，這對初學俄語、記錄速度不快的中國學員來說，是很大的困難。對此，父親以延長自學時間、進一步提高俄語水平、更加刻苦用功來彌補。

　　進入第二學年，父親不但能較好地掌握課堂上的學習內容，還能超越教員的講授范圍，閱讀和涉獵更多的學術專著。在軍事學術討論中，他對戰役戰術思想周密細致的表達，常常受到同學們的稱贊；在作戰推演中，他長于謀略、組織等方面的聰明才智也很快顯露出來，深得教員的贊賞。

　　在俄羅斯檔案館保存的歷史檔案中，記載了學校領導對父親學習的評價：“在班里不論是學習，還是威望和覺悟，他都是領先的。戰術方面理解快，能作出正確結論，并清晰地闡述；一般部隊戰斗的戰術使用和應用，加強手段（炮兵、坦克和工程師手段）完全正確且有根據；師團級司令部指揮職責知識優秀，軍級司令部指揮工作概念清楚，執行者任務分配完全正確；戰斗文書完成優秀，繪制地圖、圖表清晰，是所有學員的榜樣，是遵守紀律立場堅定的同志。在特別班學習過程中，學習俄語，能讀書看報，甚至可以用俄語自由交談任何問題。”

　　在軍事學院學習的生活也充滿了艱辛。由于物價上漲，食品供應嚴重不足。嚴寒的冬季，取暖非常困難，最冷時室內只有零下6度。沒有煤炭燒，就去樹林里撿樹枝燒；缺少衣服穿，只能互相借衣服、襪子、皮鞋穿。很多人生病，但往往等幾十天都無法獲得去醫院看病的證件。這些困難，不但沒有削弱父親發奮學習的決心，反而更加磨煉了他的意志。

　　1941年春，德軍開始在東歐集結重兵，戰爭即將來臨。這期間，父親和一些軍事將領參加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組織的討論德軍倘若進攻莫斯科的主攻方向問題。斯大林曾認為，希特勒必定沿著烏克蘭和頓涅茨河流域東進，以占領經濟作物地區，借此切斷蘇聯的經濟命脈。這條路線正是1812年6月拿破侖遠征莫斯科的路線。

　　而父親經研究后認為，希特勒必將選擇土質堅硬、距莫斯科距離最短、適合機械化部隊展開的白俄羅斯作為進攻莫斯科的最佳路線，認為這也符合希特勒一貫的閃電戰作風。他的分析和看法受到與會人員的關注，后整理成文通過共產國際轉達給了蘇軍最高統帥部，可惜并未被采納。

　　蘇德戰爭爆發后的事實證明，父親的分析是正確的。德軍進攻莫斯科兵力配置最強、最精銳、數量最多的坦克部隊，正是從白俄羅斯方向殺將過來。蘇軍因判斷失誤等原因，一開戰便處于被動，損失慘重。

　　由于戰爭的爆發，共產國際安排在蘇聯學習的中國同志離開莫斯科，計劃經蒙古回國。

　　在突發的戰爭期間回國，父親別的東西可以不帶，但對今后指導國內軍事斗爭有益的軍事理論書籍，他是想盡辦法要買到手帶回國。在行至蒙古烏蘭烏德時，父親在給共產國際工作人員報告途中情況的信中專門寫道：“我還有兩本很重要的書沒有買到，以后如果可能特請你們設法給我們寄來。〈一〉葉·拉金著：《軍事藝術史》，第三本及第四本（第一、二本我買了）；〈二〉科連科夫斯基教授著：《1914—1918年世界大戰期間的運動戰》這兩本書對我黨同志研究軍事史有很大意義的。”由此可見，父親對軍事理論學習的重視和渴求，也可看到他當時對戰爭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二、衛國戰爭中的蘇軍少校

　　當父親一行到達蒙古烏蘭巴托后，發現邊界已被封鎖，無法通過。回國受阻，則分別行動。父親因俄語好，進入了蘇聯紅軍。

　　當時的蘇聯正處于衛國戰爭最艱難的時期，父親和蘇聯紅軍一起投入到了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中。

　　1942年冬季的斯大林格勒戰役中，父親向蘇軍指揮部提出建議，認為德軍不適應嚴寒氣候、缺乏過冬準備，蘇軍應發揮嚴寒作戰和快速機動作戰的優勢，首先出動戰機掌握制空權，掩護轟炸機掃平地面障礙，而后以裝甲部隊為先導，騎兵和滑雪部隊快速跟進，實施陸、空協同作戰。

　　父親的建議受到了蘇軍指揮部的關注，也被證實為有效可行。之后他不斷顯示出來的軍事才華讓人刮目相看。父親在蘇聯的檔案中記載了蘇聯軍事領導對他的評價，認為他“可以成為師長，在司令部工作中可以成為部隊副總參謀長或業務部門領導”，“有能力，有覺悟，認真，團結同志，在同志中有威望”。蘇軍高層很欣賞并希望得到這樣的人才，曾多次動員父親加入蘇聯國籍。在蘇軍中，若不加入蘇聯國籍就不能擔任軍事主官，加入蘇聯國籍則意味著可獲得更高的職務和待遇，但父親始終拒絕。因此，父親在蘇軍一直擔任參謀，被授予少校軍銜。

　　三、抗聯教導旅的“大老師”

　　1943年，父親被派到駐哈巴羅夫斯克（伯力）的遠東軍區。一方面擔任軍區司令部工作，一方面對抗聯教導旅實施軍事指導。抗聯教導旅是1942年8月我國東北抗日聯軍移至蘇聯境內后組建的，編為蘇聯遠東軍區獨立第八十八步兵旅。父親針對該旅人員的情況迅速擬定了教育訓練計劃，指導該旅嚴格按計劃內容和訓練程序施訓。他親自動手翻譯和編寫教材，每周去授課，被稱為“大老師”。

　　原八十八旅三營營長、開國少將王明貴將軍回憶錄中記載：“東北抗聯領導人給斯大林的報告中提出請求黨中央派干部來東北。于是，1942年11月后，盧冬生、劉亞樓陸續來到遠東地區的東北抗聯教導旅。由于我們長期努力也未能與黨中央取得直接聯系，所以來自延安的任何消息和材料都十分珍重。周保中、張壽篯等領導同志通過各種渠道而得到一些殘缺的《新華日報》以及毛主席的著作《論持久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反對自由主義》、《改造我們的學習》和有關延安整風文件。上述這些材料都是由劉亞樓同志由俄文譯成中文發給大家的。教授前由劉亞樓同志翻譯教材和給教員上預備課。他講授中國工農紅軍的游擊戰術和蘇聯紅軍的正規化軍事戰術，給教員和學員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中央檔案館，至今保存著一份劉亞樓于1943年2月在哈巴羅夫斯克寫給毛澤東主席的親筆信。他在信中念念不忘離開延安時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對他的囑托，寫道：“中央給我的這個任務，在這幾年的過程中不斷地在盡我的力量執行著。我是我黨工作于軍隊的同志中的一個戰士，我對于我黨的這支軍隊和他的創造者毛、朱懷著不可形容的熱愛。戰爭中每分每秒鐘都盼望著能趕快回國參加艱巨而光榮的斗爭。回國的切心無法抑制下去，可是環境仍然嚴厲地迫使我們居留此地，除積極參加此地工作和繼續完成你給我的學習任務外，對于我時常都在關注的問題，我軍在目前階段上整訓軍隊、軍隊建設問題作一書面報告。并且我不管這個報告何時能到達或者是否可以到達中央。”

　　在信中，劉亞樓根據自己所學的知識和在蘇軍的經歷，提出了對我軍發展的建議，特別提出了盡快發展騎兵、炮兵、無線電、坦克、航空等各兵種的想法和意見。雖身在異國他鄉，但心懷對黨的熱愛，不辱使命，時刻不忘關心我軍建設發展的強烈責任感和期盼早日回國報效祖國的拳拳赤子之心躍然紙上。

　　1945年夏季，為配合蘇聯紅軍對日作戰，父親參加了抗聯教導旅回國作戰行動計劃的制定。八十八旅旅長周保中的秘書王一知回憶說：“周保中、張壽篯、劉亞樓、盧冬生被遠東方面軍司令部吸引到制定由八十八旅參與的對關東軍的作戰計劃的制定工作中。”

　　四、參戰回國險遭殺身之禍

　　1945年8月，百萬蘇聯紅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越過中蘇邊境進入我國東北，對侵華的日本關東軍發起了全線進攻。父親置身其中隨蘇軍作戰，回到了闊別近8年的祖國。

　　然而正當部隊勢如破竹由虎林向佳木斯挺進時，突然發生了蘇軍轟炸機誤炸自己前沿步兵陣地的嚴重事故。上級追查責任認為是傳達作戰命令的時間有誤造成的，而命令正是由當天作戰室值班參謀劉亞樓傳達的。為此，父親被關押起來等待執行軍紀。此時的父親心中萬分難過。他知道蘇軍的戰場軍紀非常嚴格，絕不容情。想到自己剛踏上祖國大地，正要為黨為人民效力時，卻要死于不白之冤，他要求緩刑一天。在關押室，他提筆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寫了一封長信，匯報自己在蘇聯近8年的經歷以及經驗教訓、意見建議，請蘇軍轉交中共黨的組織。

　　也正是這緩刑的一天，父親在蘇軍的直接領導認為父親工作一貫嚴謹，不理解怎會出這樣的差錯，便要求逐級核查命令傳達記錄。經層層核查，最終查清了真相：父親傳達的命令準確無誤，而是提前占領了前沿陣地的地面部隊值班員沒有及時報告部隊位置，才造成了轟炸機的誤炸。父親被還以清白，免遭殺身之禍，而地面部隊值班員被執行紀律。事后，父親經常用此事教育部隊：一是工作中一定不能馬虎，戰場上任何疏忽都人命關天，嚴謹的工作才能取得領導的信任；二是強調時間、報告和協同的重要性。戰場無情，生死轉換即在瞬息之間。

　　五、投身解放戰爭展身手

　　1946年初，父親向他的老領導、時任東北民主聯軍政委羅榮桓表達了希望回來投身祖國解放戰場的愿望。羅榮桓認為東北戰場正需要人才，父親既有國內革命戰爭經驗，也有蘇聯衛國戰爭的經驗，是個難得的將才，回到我軍工作十分適宜。后經羅榮桓、林彪推薦，中共東北局報中央批準，父親被任命為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終于回到了日日思歸的我軍。經過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學習和蘇聯衛國戰爭的磨煉，父親如虎添翼，軍政素質有了質的飛躍，為日后在戰場協助指揮員組織指揮遼沈、平津戰役中的大兵團、多兵種協同作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提高參謀人員的軍事素質，正規工作秩序，父親親自翻譯了蘇軍《紅軍野戰參謀業務條令》等材料，并親自給他們上課講解。在一次東野召開的政治工作會議上，政治部主任譚政請父親講講戰斗中的政治工作。父親講了蘇聯衛國戰爭中的這么一件事：一個蘇聯士兵趴在雪地上修理汽車，身子和臉都伏在雪上，手凍僵了，腿凍麻木了，有人問他：“天這么冷，你怎么還這樣干？”士兵回答：“斯大林知道我！”簡單的一句話蘊藏了多么巨大的力量！如果我們每一個戰士勇猛沖殺、舍身奮斗時，都懂得“毛澤東知道我”，將會產生多么神奇的威力！

　　在天津戰役中，父親擔任前線總指揮。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城市攻堅戰，對人民解放軍來說也是一個新的課題。天津戰役我軍29小時克敵制勝，創造了我軍步兵、炮兵、裝甲兵、工程兵諸兵種協同作戰，攻克堅固設防大城市的光輝范例，其中也借鑒了蘇軍在攻克柏林的巷戰、街壘戰中，部隊靈活穿插、穿房越頂、無孔不入，把敵人整個防御體系打個稀爛的經驗。

　　回顧父親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經歷和獎章背后的故事，我深深感到前輩們所付出的艱辛和今天我們和平安定生活的來之不易。如今這場戰爭的硝煙已過去80周年，但父親胸前的獎章仍然熠熠閃光。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場戰爭，不會忘記80年前那些為保家衛國而流血犧牲和英勇付出，最終贏得偉大勝利的人們。

　　（來源：“福建省黨史方志”微信公眾號 作者系開國上將劉亞樓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