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樂濛 丁旭東

　　1939年1月，我進入魯藝第二期音樂系學習，冼星海任音樂系主任。他常以自己的生活經歷來勉勵大家和他自己。他出身于海員家庭，與其說他熱愛勞動人民，不如說他自己就是勞動人民。他父親離世早，和母親相依為命。家貧但性格堅強，只要認定道路是對的，就百折不撓地走下去。

　　冼星海沒見過聶耳，但是他對這位比他小六七歲，而且是自學成才的年輕人卻至感敬佩！并給予高度評價：“聶耳先生擺脫舊社會的音樂環境，而創造出新時代的歌聲來就是他給中華民族新興音樂的一個偉大貢獻，他創造出中國歷史上所沒有的一種民眾音樂……他已給我們開辟了一條中國新興音樂的大路。”“聶耳的創作精神和不斷努力是中國一般青年音樂作曲者中我很佩服的一個，我雖然沒有和他見過面，我卻被他的大眾歌曲所感動。他給我們力量，也給我們鼓舞和希望……”他對聶耳尊崇，以至1940年5月他赴蘇之前，還囑咐第三期（屆）音樂系的同學們，關于我國音樂節問題，一定要以聶耳逝世的日子為中國的音樂節。這一切也正是對我們的最生動、最深刻的品德教育。星海對聶耳的尊崇，更重要的還表現在他以其淵博的音樂才識和創造精神在繼承著，并在更廣闊的范圍內豐富著、發展著聶耳首創的革命音樂。

　　星海的探索、創新精神和創作速度是驚人的。1939年2月，當音樂系的學員們受到抗大合唱隊的影響，也組織起合唱隊，唱起《抗敵歌》《旗正飄飄》《玉門出塞》等合唱曲時，他問大家：“為什么唱這些歌？”大家回答：“提高。”他立即表示：“好！我給你們寫。”他1938年11月到延安，1939年1月就演出了他的歌劇《軍民進行曲》；3月，演出了他的《生產大合唱》，在演出座談會上，他提出了“音樂應該大眾化、民族化、藝術化”的主張；4月，演出了他的《黃河大合唱》，周恩來為他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

　　星海十分誠懇地對待同志和學生，尤其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當我的弟弟時光源拿著自己為我們老家酒后村的和樂小學寫的不像樣的一首校歌歌詞向他求助時，他竟然很快地譜了曲，校歌因此流傳于我們家鄉的偏僻農村。

　　星海對人民有著赤子之心，故而質樸、豪爽、謙虛、熱情、平易近人，在創作中，他從來都不恥下問，每寫出一個新的作品，甚至作品中的一段，常常是首先唱給飼養員、炊事員、同學們、干部、群眾以至十二三歲的“小鬼”（勤務員）們聽，征求他們的意見，有時當時就改，有時回去考慮。他的信條是：直覺最重要。“既然是為工人、農民寫曲子，自然也要征求他們的意見，向他們學習，改正錯誤。”一次，當他拿著《黃河大合唱》的稿子征求音樂系老大哥汪鵬的意見時，汪鵬說：“不錯！”他說：“我不想聽不錯，我只想聽哪些不行！”他的許多作品就是這樣修改的，有些還是當場修改的。甚至在他的《民族解放交響曲》中用不用《滿江紅》和《小放牛》的音調，也來征求系里的小姑娘莎萊的意見。

　　星海是一位以身為范的好老師，特別是當我們目睹他的那些作品又都是在他學習、開會、排練、演出、指揮和寫文章等繁重的工作中擠出時間來完成的，就不難想象他的精力是多么旺盛，意志是多么堅強，對人民又是多么忠誠！難怪汪鵬后來調往延長縣搞石油工作，因不出油而失去信心時，就以星海的話“外國人能辦到的我們為什么辦不到”自勵！

　　在向星海學習的時間里，大家還有個突出的感覺，即從他的指揮、創作、排練實踐以及和他聊天中學習的東西還更多些，甚至超過課堂。如在《黃河大合唱》的排練、演出中，他要求大家：“你們是船夫，是在對著黃河吶喊，在向著敵人戰斗，不是在唱《黃河大合唱》。”他耳朵不好，也不注意音準，但他的指揮帶給合唱隊員的是生活、感情、精神、力量，演出反響極其強烈。對于創作，他要求“音樂與感情應融為一體，作品是有感情的音樂，也是有音樂的感情”。他覺得感情應當樸素真實，為此在排練《生產大合唱》時，對于“酸棗刺、尖又尖”一曲，他專門挑選了一些“小鬼”來演唱，而且他還有著特殊的本領和魅力，引得“小鬼”們的演唱異常地清新、生動、可愛。

　　在和同學們的相處中，他始終以“大家給我的比我給大家的多”的氣度把聊天視作相互理解、相互學習的有效方式，常不拘一格地和大家進行有益的聊天……星海先生已經離開我們幾十年了，但是，歷史不管多么久遠，給人的感覺卻總是那么短暫；過去不管多么艱辛，給人的回憶卻又是那么美好。星海留給（音樂系）第三期（屆）同學們的記憶太深刻了。

　　（來源：《百年潮》 口述者：時樂濛，曾任解放軍藝術學院副院長兼音樂系主任；整理者：丁旭東，山西師范大學教授，全國音樂口述史研究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