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智中

　　紀律是執行路線方針政策的保證。延安時期，隨著中國共產黨的不斷成熟、事業的不斷發展，黨的紀律建設也日漸完善，在明紀律嚴執紀、立制度定規矩、重垂范抓具體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這為保證黨和人民軍隊的純潔鞏固，奪取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

　　在陜北落腳之后，中國共產黨大量發展黨員，力圖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隨著黨員隊伍的不斷壯大，一些非無產階級思想也滲透進黨的組織里。如何處理好黨的發展與組織純潔性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這次會議制定了一系列黨內政治紀律，是一次在全黨“立規矩”的重要會議。會議首次明確要求，全體黨員要做到“四個服從”——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毛澤東在這次會上強調：“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斗爭。”

　　沒有任何借口、“迅速確切”地執行黨的決議，這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每個成員遵守紀律的要求。毛澤東幽默而又嚴肅地說：“孫行者頭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寧論共產黨的紀律說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這是上了書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我們的‘緊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寫筆記’，我們大家就都要寫，我也要寫一點�！标愒瓶偨Y了破壞紀律之人的幾種借口：一是以上級政治上正確與否作為守紀律的條件，二是以對方能力大小作為守紀律的條件，三是以地位高下作為守紀律的條件，四是混淆不同的歷史條件。有了這些借口或所謂的根據，黨員不守紀律，黨的決議往往成為一句空話。

　　黨的紀律既然是一種約束，那么違反紀律就必然要受到組織處分。當時，因為日本侵略者一次次的重點掃蕩，抗日根據地的環境變得異常艱苦，中組部挑選了10多名來自東北的同志，準備派他們回到家鄉去開展工作，其中7人以種種理由推托不去，最后由正式黨員降為候補黨員，其中1人給以嚴重警告的處分。為此，陳云專門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上發表文章，教育廣大黨員干部，組織部門的決定一旦形成，絕不能討價還價，而要沒有任何借口、“迅速確切”地執行。

“黨內不準有不遵守紀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組織’”

　　黨員的一言一行，是檢驗每一個共產黨人是否遵守黨的紀律的最直接的切入點。1939年5月，陳云強調：“不管你是中央委員，還是一般黨員，不管你是老黨員，還是新黨員，都要遵守紀律�！薄安还苁侵醒胛瘑T會，還是支部委員會，都要遵守紀律�！薄包h內不準有不遵守紀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組織’。”

　　紀律面前特權無所遁形，紀律面前沒有特殊公民，這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具有極強紀律觀念的真實寫照。當毛澤東的表兄文運昌得知毛澤東在延安做了“大官”而請求介紹工作時，毛澤東回復：“吾兄想來工作甚好，惟我們這里僅有衣穿飯吃，上至總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為我們的黨專為國家民族勞苦民眾做事，犧牲個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無薪水。”與此類似的是，陳云有一次在進延安城北門時被崗哨擋住，在認真系上了風紀扣后，哨兵才讓陳云進去。這個風紀扣就是紀律扣，系上的是紀律的一視同仁。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于違法亂紀的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一經發現，均按規定給予處分。當時嚴肅處理了兩起具有較大影響的案件：劉振球案件和黃克功案件。兩人都參加過長征、戰功赫赫。劉振球犯了嚴重官僚主義、侵吞公款等錯誤，“經常拿公款購買私人奢侈品，幾個月中，此類費用在300元左右，又將公款240元私吞”。黃克功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期間因逼婚不成槍殺陜北公學女學生劉茜，對黨和軍隊造成了很壞影響。對劉振球，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黨務委員會作出如下決定：“為著鞏固黨，嚴格黨的紀律，特開除劉振球的黨籍，交法庭處理。”而黃克功，則被交付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黨規一經制定，就應不折不扣地實行起來，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

　　隨著形勢發展，特別是抗戰形勢的風云突變、國民黨溶共政策的滲透，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成員面臨嚴峻考驗。

　　對此，毛澤東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提出要防止“國民黨用升官發財、酒色佳肴、沉溺享樂引誘共產黨干部”。當邊區干部直接參與經濟建設后，以權謀私現象開始出現，嚴重破壞黨的紀律，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提出：“從中央以至地方的領導機關，應制定一種黨規，把它當作黨的法紀之一部分。一經制定之后，就應不折不扣地實行起來，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并使之成為全黨的模范�！�

　　根據這一思想，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重申了黨的紀律。任弼時在《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中提出“測量黨員黨性”的五個主要標志，其中第四個就是“要遵守黨的統一的紀律”。劉少奇在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指出：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決定因素之一就是“黨的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每個黨員都必須遵守，不得逾越”。當時的延安大生產運動，也成為紀律教育運動，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不僅是倡導者、組織者，還是直接參加者，率先垂范，以身作則。

　　干部越大，越講紀律，這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凝聚人心、統一組織的樸素真理。1943年，邊區政府發布“厲行節約”五條規定，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身體力行，公開自己包括戒絕外來紙煙、生活用品自給的計劃。轉戰陜北時，任弼時發現兒子任遠遠接受了村干部送的“小老鼠”玩具，隨即嚴肅地讓他歸還。在遵守紀律方面，上行自然下效，由此產生了張思德在一次買豬過程中，因錯趕了群眾一頭豬而頂著烈日折回十幾里地將豬送還的故事。

　　反過來，凡是違反組織紀律、踐踏黨的紀律者，不論其資歷深淺、職位高低，黨組織決不姑息手軟，必定嚴懲不貸。趙文源曾是八路軍合作社副主任，對婚姻問題沒有正確態度，結婚時不報告黨組織，婚后惡待新婦；雇工人打窯洞時扣工人工資，結婚私用公款420元。第十八集團軍總支委員會發出《關于開除趙文源黨籍的決定》。再如肖玉璧，他利用擔任清澗縣張家畔稅務分局局長之便利，貪污受賄，甚至把根據地奇缺的糧、油賣給國民黨軍隊，貪污公款3050塊大洋。案發后，邊區政府依法判處其死刑。延安時期的紀律工作正是從領導干部做起，從小事抓起，樹立典型，形成震懾，使紀律成為帶電的高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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