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章文 張永倩

　　延安時期，邊區參議會、經濟生產會議、文教大會、文藝座談會等各類大會聚焦不同主題，明確工作重點，確保方針政策科學制定、人力物力有效調度，有力地統一了思想，有力地推進了革命。

邊區參議會與經濟生產大會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建立了邊區、縣、鄉三級參議會制度，重視團結各黨各派，致力于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項工作。從邊區參議會第三次選舉結果看，共有參議員一百七十人。1939年2月，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通過《陜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組織條例》，規定“邊區各級參議會為代表邊區之各級民意機關”，明確各級參議會的職權。其中，邊區參議會的職權包括“決定廢除或征收地方捐稅”“決定發行地方公債”“決議邊區之單行法規”“監督及彈劾邊區各級政府之政務人員”等十一項，縣參議會職權包括“議決本縣之單行公約”“決定本縣人民之生計設施”“監察及彈劾縣政府及其以下之政務人員”等八項，鄉參議會職權包括“決定本鄉應興應革事項”“決議本鄉人民或民眾團體提交審議之事項”“督促及檢查鄉政府執行鄉參議會決議之事項”等七項。1941年11月，邊區參議會二屆一次會議通過《陜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組織條例》。邊區參議會增加了兩項職權，即“罷免邊區政府正副主席、政府委員及邊區高等法院院長”“追認閉會期間常駐會，及邊區政府主席或政府委員關于緊急措置之重要事項”。在財政預決算上，修改為“通過地方政府提出之預算，并審查其決算”；在單行法規的制定上，修改為“創制并復決邊區之單行法規”，進一步擴大邊區參議會職權，并確保表述更加科學。縣參議會的職權也由八項擴大至十一項，體現出參議會制度建設的延續性和發展性特征。在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高克林、高長久等十二人還提出了工作人員參加生產運動的議案，得到審議和通過。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發出發展生產、改良人民生活的號召。會議召開期間，毛澤東出席陜甘寧邊區農產品展覽會開幕式，并發表講話指出：這場展覽會的意義很大。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產，一定能打垮日本帝國主義。在邊區，不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學校、黨政機關、軍隊都要參加生產運動。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楊家嶺召開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指出，今天開生產動員大會，意義是很大的。要繼續抗戰，就需要動員全中國的人力物力。要發動人力，就要實行民權主義；要動員物力，就要實行民生主義。今天的生產動員大會，也就是實行民生主義的大會。陜甘寧邊區有兩百萬居民，還有四萬脫離生產的工作人員，要解決這二百零四萬人的穿衣吃飯問題，就要進行生產運動。關于這次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里這樣寫道，“一九三九年國民黨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國共間的關系不如從前了。邊區的機關學校也增多，雖有外來的一點經費補助，已經分配不過來，我們處在財政供給問題的嚴重威脅下。由于這個原因，迫使我們不得不想到全體動員從事經濟自給的運動。那時，我們在干部動員大會上曾經這樣提出問題：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這就是我們的回答。”

文教大會與文藝會議

　　1944年11月，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通過《關于機關學校文教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決議》。這一決議得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與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批準。一是對機關學校辦墻報、進行娛樂活動、掃除文盲現象等作出規定。關于辦墻報，決議指出為推動工作、發揚民主、加強團結、教育群眾，機關學校的墻報應成為“大家辦，大家看”的報。機關學校的首長應領導墻報的編輯工作，并與包括工作人員、學生與雜務人員在內的機關學校群眾保持密切聯系，從而使墻報能夠“既善于表揚，又勇于批評”“既提出問題或爭論，又供給答案與結論”。二是高度重視掃除機關學校雜務人員中的文盲，指出這項工作對于提高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工作質量與效率以及加強機關學校各種人員團結是有益的。決議要求主管方面“負責于兩三年內掃除他們中的文盲”，使這些人獲得必要的實用寫算技能與閱讀《邊區群眾報》的能力，并明確規定“對他們的授課，應實行學用一致的原則”，并適應雜務人員了解時事的要求，開展讀報工作，以加強他們的政治學習。三是利用多種多樣的娛樂形式，吸收愛好不同、擅長不同的人員參加開展娛樂工作。決議認為當時大部分機關學校的娛樂工作“都太簡單而不普遍”，指出應派專人組織球類和秧歌舞、秦腔等小組，使娛樂活動成為群眾性的東西。

　　延安時期的文藝會議以1942年5月召開的文藝座談會為核心，是在抗戰關鍵階段統一文藝界思想、確立革命文藝方向的重要舉措。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指導中國文藝發展的綱領性文獻。第一，文藝是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毛澤東開門見山地指明革命文藝與革命的關系，認為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對于整個機器不可缺少的齒輪和螺絲釘，對于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齒輪和螺絲釘”的提法源自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文，分別喻稱文藝工作和文藝工作者。機器只有在齒輪的帶動下、在螺絲釘的連接和固定下才能正常運轉，發揮應有的工作能力；革命機器亦需要文藝工作和文藝工作者的支持，方能贏取革命的最后勝利。齒輪和螺絲釘雖小，卻是不可或缺的零部件；文藝工作和文藝工作者對革命事業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第二，文藝工作者要有人民大眾立場。毛澤東借用魯迅的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來號召文藝工作者敢于同兇惡的敵人作斗爭；“孺子牛”的比喻則要求文藝工作者堅守人民大眾立場，在感情上熱愛人民大眾，在創作實踐中以人民大眾及人民大眾的生活為源泉。第三，文藝大眾化是文藝的發展方向。文藝“為什么人服務”是立場態度問題，是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正如毛澤東所論述的，“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文藝普及，意即文藝大眾化，要求文藝以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為工作對象，以工農兵群眾的日常生活為創作題材，采用大家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創作文藝作品，一個重要目的是把文學從“少數人的壟斷中解放出來”。

　　延安時期召開的一系列大會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中國革命和建設提供了思想資源與經驗啟示。比如，堅持黨的領導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相統一，“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用制度和法律體系對人民民主權利進行規范和保障，將協商民主嵌入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環節，通過調研、討論、研究形成決策，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注入活力。

　　（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