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燕林

　　中央蘇區時期，面對部分黨員干部存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黨和蘇維埃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鍛造出“政治堅定、聯系群眾、作風過硬、清正廉潔”的干部隊伍，創造了“第一等工作”，鑄就“蘇區干部好作風”，為黨的作風建設奠定了實踐基礎，也為新時代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寶貴經驗與深刻啟示。

掀起調查研究熱潮

　　毛澤東是理論聯系實際優良作風的最早倡導者和忠實實踐者。1930年5月，毛澤東寫下《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深刻闡述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極端重要性。他說：“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毛澤東本人率先為全黨樹立了榜樣。他在中央蘇區作了大量的社會調查，如仁風山調查、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每一次調查，毛澤東都不恥下問，甘當小學生；都認真做好準備，與被調查對象交知心朋友，千方百計讓群眾講真話，講心里話。他說：“我在興國調查中，請了幾個農民來談話……到后來，我們簡直毫無拘束，大家熱烈討論，無話不談，親切得像自家人一樣。”所以，每次調查，毛澤東都能得到真實情況。

　　調查后，毛澤東還要研究，他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調查，將調查得來的真實材料進行科學的理論分析和研究，從中得出指導中國革命的正確結論，制定出正確的符合客觀實際的路線、方針、政策，這也是調查研究的目的。如雩都縣羅坊區三門灘鄉在推銷經濟建設公債時，發生了攤派、命令、強迫等問題，“該區委、區蘇感覺到這問題的嚴重，立即派人到該鄉調查，明了真相后，當即召集全鄉黨團員及全鄉代表大會，嚴格指出該鄉蘇干部李漢盛官僚主義及攤派命令強迫方式，給了無情的打擊……不(到)二天的時間，該鄉勞苦工農群眾自動的推銷經濟建設公債一千余元，集中現金九百余元”。

　　除了自己親自動手作調查研究之外，毛澤東還強調要“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為此，他還親自為紅軍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人員制定了詳細的社會調查大綱，要求他們認真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在毛澤東的教育和影響下，從1929年到1932年春，中央蘇區的紅軍和地方各級黨政干部，掀起了一股調查研究熱潮，從而培植了黨的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優良作風。

踐行“十帶頭”，爭當“四模范”

　　中央蘇區時期，蘇區干部踐行“十帶頭”，爭當“四模范”，“真心實意為群眾”。正如毛澤東在興國縣一次講話中指出的：“每個共產黨員對爭取群眾的觀念，要如和尚念‘阿彌陀佛’一樣深刻，時刻都要叨念‘爭取群眾’。”

　　黨和蘇維埃切實為群眾謀利益，深入開展土地革命，使農民分得了土地，得到了最大的利益；翻身農民在生產、生活中遇到了困難，黨和蘇維埃政府幫助群眾組織起耕田隊、換工隊、犁牛站、耕牛合作社以及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等等，使得一個一個困難都得到解決。

　　蘇區干部以身作則，做了很好的典范。如中央蘇區實行“禮拜六義務勞動”幫助紅軍家屬制度，“每個機關工作人員在每星期實行優待紅軍家屬的一日，定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實行禮拜六的工作時間，必須算足四小時……優待紅軍家屬禮拜六工作包括著替紅軍家屬做一切關于土地、山林以及砍柴、挑水等日常家事的工作……”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同志，身體力行，作出表率。毛澤東帶領工作人員挖“紅井”，幫助沙洲壩人民解決吃水困難；朱德等紅軍領導人帶頭下田幫助農民插秧收稻，車水抗旱；周恩來、張聞天等帶頭幫助紅軍家屬砍柴、挑水、拉犁……數不清的佳話，在中央蘇區世代流傳。蘇區群眾說：“紅軍共產黨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員真正顧樂（愛惜的意思）我們！”這是蘇區群眾的肺腑之言。

勇于批評，但“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央蘇區時期黨內生活的常態。1929年12月古田會議通過的決議案，將正確開展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視為“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斗力的武器”。決議案指出，為要正確開展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必須教育黨員明白批評的意義是增加黨的戰斗力，而不能利用批評去做個人攻擊的工具，毀壞個人，毀壞黨的組織。對組織或對同志的批評應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這就使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為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措施。贛南會議上通過的《關于黨的建設決議案》指出：實行黨內自我批評，是保障黨正確路線執行推動黨的進步的最有力的方法。這可以防止黨內腐化官僚化和其他一切怠工消極不正確傾向與現象的產生與發展。

　　中央蘇區時期，黨支部要對黨員干部經常開展黨內教育。據鐘生盛回憶,當時在紅軍中,“不管誰犯了錯誤,就開民主生活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教育,甚至處分。”自我批評的內容也會登上機關報，作為警示。如在《粉碎貪污腐化官僚主義——傅祿同志的自我批評》一文中，傅祿自我批評說：“在三月中間就是(有)貪污腐化官僚主義實際表現，例如去買米及買菜就私用了公家四塊多錢，拿去買表及吃東西，在工作中是不積極的，而是消極怠工，對一般的工作不負責任。”他將發生這些錯誤的原因歸結為“對目前政治不深刻認識”。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蘇區的黨員干部及時查找自身的問題。這種優良的作風，后來在黨內一直沿襲、繼承下來，成為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勤儉節約，爭創“第一等的工作”

　　中央蘇區時期，蘇區干部在極端艱難的環境下，勤儉節約，廉潔自律，切實解決群眾的困難，打開各項工作的新局面，毛主席在“二蘇大”會上盛贊他們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處于戰火中的中央蘇區，在嚴密的經濟封鎖下，物質生活是異常艱苦的。那時，尤其是1931年以前和1934年，蘇區內嚴重缺糧。廣大黨員帶頭以紅薯、青菜充饑，節約糧食支援前線。當時從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到基層鄉村工作人員，除少量技術人員外，大家都一律沒有薪餉，只有少量伙食尾子。

　　1933年冬開始，為了克服困難，節約經費，家在蘇區本地的干部，連伙食費也不要公家發，自己從家中挑米去辦公。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長胡海等就是這樣做的。“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山歌唱的是真實的事情。在瑞金的中央機關后方工作人員，成立了“節省總會”。大家每天只吃兩餐飯，節約一餐口糧支援前線。

　　當年中央蘇區有句很響亮的口號：“節省每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紅色中華》從1933年夏開始，幾乎每一期都刊發各機關、團體、企業、部隊、學校開展節約活動的內容。該報第139期一篇文章報道說：“中央政府各部在節省總會推動之下，于日前召開列寧室大會，并一致通過‘紅中’（即《紅色中華》報社）六項節省的規定，每日每人節省一個銅板”。“上杭縣蘇全體工作人員一致每人每天實行節省一個銅板運動，并討論自己種菜，不吃零星東西，不吃酒不吃煙。”

　　中央蘇區節省運動的開展，有效緩解了蘇區緊張的經濟狀況，為前線紅軍提供了充足的戰備物資，提高了他們對革命的認識，樹立了“節減每一文錢支援革命戰爭”的政治觀念。黨和蘇維埃政府堅持用制度和法紀反腐懲貪、反對浪費，凈化了革命隊伍，形成了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社會風尚，贏得了蘇區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正如中央審計委員會發布的審計報告中所講的：“我們可以夸耀著：只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為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