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昕 關泠

　　1938年11月，李先念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命令，從延安奔赴中原敵后工作，任中共豫鄂邊區黨委軍事委員會副主任、軍事部部長。對于新的使命任務，李先念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他在中共河南省委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擴大會議上講話時說：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是在我們國家命運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召開的。這次毛主席、黨中央派我們來，就是要在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指引下，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開辟中原敵后戰場，創建、發展抗日武裝，恢復當年紅軍創造的根據地。要按照毛主席、劉少奇同志再三叮囑的大力發動群眾，建立人民武裝，壯大自己力量的指示，狠狠打擊日本侵略者。同時，要同國民黨搞好統戰關系，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我們的合法地位，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后抗日斗爭。

　　1939年1月，他率領160余人組成的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大隊自河南竹溝南下，進入豫鄂邊地區，開展游擊戰爭。豫鄂邊地區，地處中原敵后，斗爭形勢異常嚴峻復雜。在沒有主力部隊作骨干和同其他戰略區域相隔絕的情況下，李先念力排萬難，積極聯絡各地黨組織，整編各支抗日武裝，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要求他們放手發動群眾，立即深入敵后發展游擊戰爭。6月，李先念出席中共鄂中區黨委在京山縣養馬畈召開的擴大會議。會議根據中原局的指示，決定將鄂中、豫南黨的武裝統一整編為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李先念任司令員，陳少敏兼政治委員 （后由陶鑄代理）。養馬畈會議后，共產黨在豫南、鄂中兩地的抗日武裝有了統一的指揮和領導，為開創整個豫鄂邊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在創建豫鄂獨立游擊支隊的過程中，李先念時刻不忘以武裝抗日的行動來“煞敵邪，振軍威，喚醒民眾”，率部同日偽軍進行了應山余家店、趙家棚、厲家店等多次戰斗。這些作戰，戰果雖小，影響卻大，在當時武漢周遭“恐日病”流行的情況下，新四軍以英勇果敢的實際行動，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鼓舞了抗日軍民的斗爭意志，擴大了共產黨和新四軍的政治影響。7月以后，李先念指揮豫鄂獨立游擊支隊向鄂中和豫南敵后作戰略展開，機動靈活地開展游擊戰爭。10月13日，日偽軍700余人偷襲駐新街的獨立游擊支隊，李先念帶隊火速增援。他對參戰指戰員們說：這一仗必須打贏，打輸了或打一個平手都不行！中原人民都在盼望我們新四軍的戰報。隨后，他調整兵力部署，指揮部隊發起全面出擊。戰至天黑，日偽軍害怕被圍，遂焚尸突圍。此役，共打死打傷日偽軍180余人，繳獲大量軍用物資。新街戰斗是李先念率新四軍挺進鄂中以后，在敵人的近后方給日軍的一次重擊，使新四軍威名遠播。國民黨軍第五戰區的報紙也以特大號字登載了這一捷報。

　　1940年1月，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正式組建，李先念任司令員，下轄六個團隊、三個游擊總隊，共9000余人。挺進縱隊的建立，標志著我黨我軍在中原地區已形成了具有重要意義的獨立戰略單位，同時也提供了在特殊艱難的敵后建立黨的武裝力量、發展敵后游擊戰爭的珍貴經驗。對此，中共中央給予高度評價：“武漢附近新四軍挺進縱隊（有九個團）的創造是一個偉大的成績。這次經驗證明了一切敵后地區，不論在華中或華南，我黨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裝部隊，并且可以存在和發展。”

　　挺進縱隊創建之際，正值蔣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豫鄂邊地區的國民黨頑固派反共磨擦愈演愈烈。面對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夾擊，李先念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率部隊在邊區各地，積極開展對日偽軍的作戰。1940年1月，李先念令第五團隊、第六團隊在京山石板河以南，伏擊從皂市調往京山的500多名日軍，打得敵人措手不及，狼狽潰退。2月初，李先念令第四團隊開進天（門）西，移師天門賴興場。剛組建的天門縣抗日游擊大隊趕去與其會合。日偽軍探得消息后，調集千余步、騎兵，向抗日武裝駐地進攻。指戰員奮起還擊，勝利突圍。中旬，李先念率第二、四、五團隊，分東西兩路南渡襄河，進攻漢陽侏儒山偽軍汪步青部，斃俘敵120余人，直叩武漢西大門，武漢日寇大為驚恐，宣布戒嚴三天。接著，日軍多次“掃蕩”，均被當地抗日軍民粉碎。李先念在《鄂豫邊區的抗日游擊戰爭》一文中，對這一時期的反“掃蕩”戰術作了如下概括：“在反‘掃蕩’斗爭中，我們采取了靈活的作戰方針。對大股日寇的‘掃蕩’，我們化整為零，分散游擊，以削弱日寇的優勢。對小股日寇的‘掃蕩’，我們化零為整，集中兵力，予以消滅。由于部隊能夠散得開，又能收得攏，所以在反‘掃蕩’斗爭中，我們不僅有效地保存了自己，而且打了不少漂亮仗。”

　　與此同時，李先念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指揮縱隊主力發起大、小悟山戰役，連續還擊國民黨頑軍程汝懷部，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區，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在豫鄂邊區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對于這次反頑斗爭的勝利，毛澤東在代表中共中央寫給東南局的指示中，給予高度稱贊：李先念縱隊反對頑固派向鄂中和鄂東進攻的自衛戰爭，和其他地區兄弟部隊一樣，不但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而且使顧祝同不敢輕易地在皖南、蘇南向新四軍軍部進攻。

　　1940年5月，日軍集中七個師團發動襄宜戰役，對鄂西、鄂東北國民黨正面戰場發起猛烈進攻，襄樊、宜昌相繼失陷。李先念率縱隊主力從鄂東返回平漢路西作戰略展開，以牽制日軍向國民黨軍進攻。6月，縱隊主力向白兆山進軍，同日軍進行了爭奪平壩的戰斗。平壩位于白兆山與京山大山頭之間，是通往鄂中各縣的門戶。21日，李先念指揮平漢支隊第一、二團登云梯破寨，殲滅守敵，解放平壩。日軍為奪回這一重鎮，三次進犯平壩，圖謀重建據點。李先念指揮縱隊主力一部，奮起反擊，進行了著名的平壩保衛戰，迫使敵不得不放棄重占平壩的企圖。挺進縱隊繼續控制這一重鎮，保障了白兆山大門的安全，使鄂中抗日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發展。7月，李先念指揮部隊渡過襄河，發展襄西根據地。經過一個多月的戰斗，殲敵800余人，擊潰5000余人，阻敵援軍萬余人，有力地牽制了日軍，支援了國民黨軍，進一步擴大了共產黨、新四軍的政治影響。其間，李先念等縱隊領導人還根據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向部隊發出了《盡量避免與國民黨軍隊武裝沖突》《開展對桂軍的統戰工作》等文電指示，對國民黨軍各派勢力，廣泛開展有團結、有斗爭的統戰工作，力爭通過斗爭達到團結，以利民族抗戰之大局。

　　前后兩年間，在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軍隊兩大力量的夾擊下，李先念指揮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挫敗了日偽軍的“掃蕩”，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軍隊在反共高潮中對邊區發動的進攻，堅持了豫鄂邊區敵后抗日游擊斗爭。隊伍從最初的160余人發展壯大到上萬人，全邊區抗日政權能夠控制14個縣份、500萬人口，成為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在中原敵后戰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統一整編華中部隊為七個師和一個獨立旅，其中，轉戰于武漢外圍的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五師。2月18日，中央軍委任命李先念為新四軍第五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全師下轄第十三、十四、十五旅，第一、二游擊縱隊等，共 1.5萬余人。

　　新四軍第五師組建后，積極投入反“掃蕩”斗爭之中。1941年5—11月，日軍調集兵力，對豫鄂邊區進行全面“掃蕩”。李先念采取“敵集中、我分散，敵分散、我集中；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基本作戰方針，指揮第五師主力一部跳躍回旋，依托有利地勢和群眾支援，伏擊運動之敵，襲擾駐守之敵，圍困敵軍據點，并發動群眾開展破路斗爭，接連粉碎了日偽軍三次“掃蕩”，并以一部兵力向武漢北郊迫近，開辟了漢（陽）孝（感）（黃）陂抗日游擊根據地。戰后，李先念向中共中央軍委和華中局寫了《日寇“掃蕩”之戰術及我反“掃蕩”之經驗》的報告，及時作了總結：

　　我之對策及經驗：（1）發動地方武裝破壞公路、剪割電線，不斷襲擾敵寇，給敵以較大威脅。同時，勸阻附近居民趕集，以孤立敵軍。（2）正規部隊配合地方武裝，不斷襲擾敵向前推進之據點，并以伏擊對抗敵之伏擊，收效很大。（3）使用熟悉當地地形之部隊，在主要公路上伏擊敵輜重及少量運動中的敵人。（4）地方政權與軍隊密切通訊聯絡，迅速傳遞確實情報，使指揮正確順利，同時免使我區民眾遭受大的損失。（5）發動敵占區及反“掃蕩”區域之民眾撤至安全地帶，并以少數同志打入新成立之偽政權內，探聽敵之企圖及各種消息。（6）發動其他地區之民眾，策應被“掃蕩”區之反“清鄉”斗爭，打亂敵之“掃蕩”計劃和步驟，使“掃蕩”限于狹小地區。以上對策，效果都很好，終迫使日寇全部撤退。

　　與此同時，他不失時機地抓住敵軍弱點，發起進攻作戰，命令主力部隊向敵后作戰略展開。同年12月，他抓住戰機，指揮主力第十五旅、第十三旅一部發起第五師歷史上著名的侏儒山戰役，殲滅日偽軍5000余人，解放了 （漢）川漢 （陽）沔 （陽）地區，鞏固和擴大了鄂豫邊抗日根據地，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軍保衛長沙的作戰。侏儒山戰役的勝利，標志著第五師已由分散的、多地區的、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發展到集中兵力、實施向心攻擊的運動戰。

　　進入1942年，日偽頑夾擊空前嚴重，加之這年嚴重的春荒，使鄂豫邊區的抗日斗爭形勢變得更加艱難。李先念和邊區黨委以大無畏的精神，及時提出了“咬緊牙關，熬過困難，沉著應戰，堅決自衛”的方針，領導邊區軍民渡過一道又一道難關。12月，日偽軍萬余人圍攻第五師領導機關所在地大悟山，李先念率領師部突圍，轉入外線作戰，打破了日偽軍的“鐵壁合圍”，取得了大、小悟山反“掃蕩”作戰的勝利。這次作戰，是對第五師戰斗力的一次全面檢驗，集中反映了部隊的戰斗素質和在復雜條件下的應變能力，充分顯示了李先念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周恩來稱贊道：五師在鬼子偽軍的重重包圍下，一夜之間神不知鬼不覺地突出了重圍，真是好樣的！

　　李先念在指揮五師作戰的同時，始終高度重視部隊的政治工作。他說：“搞好部隊的政治建軍，與搞好部隊的軍事建設一樣重要，如同一只鳥的兩翼。缺一不可！只有把這兩個方面搞好了，才能使自己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最終戰勝一切 兇惡的敵人！”1942 年10月，他在全師干部大會上作了《嚴正軍風》的重要報告，強調了五個方面的問題：一、反對無組織無紀律、反對游擊習氣。二、反對不愿做政治工作的傾向。三、反對居功自傲。四、反對宗派主義。五、反對輕視學習的傾向。這個報告在部隊中引起強烈反響，對于鞏固部隊、提高戰斗力，起了重要作用。11月3日，李先念親自批準處決了兩名擔任營、團領導職務的腐敗分子。他在為此召開的干部大會上嚴肅地指出：“為了使黨能領導人民進行革命，使我們能得到人民真心實意的擁護，對于犯紀犯法的人是不能寬容的，是要進行嚴厲的制裁的。我們要認識到，黨有黨紀，軍有軍紀，政府有法令。”“如果龐大的黨組織無一定鐵的紀律，你們想想，它怎么能有強大的戰斗力，怎么能領導對敵作戰獲得勝利？”他要求每個干部，“絕對自覺地遵守黨紀軍紀，千萬不要明知故犯，特別是共產黨員要做一個執行黨紀軍紀政府法令的模范，來影響別人，到任何地方工作，自己應時刻記住，自己是布爾什維克之一員！”整風運動期間，他專門作過一次《革命軍人的特點與任務》的重要講話，集中論述了革命軍人的特點和任務。他指出：第一，我們的軍隊是為真理而奮斗的；第二，真正的革命軍隊必須要有共產黨的領導；第三，革命軍隊是革命階級的精華，是為勞苦大眾謀利益的；第四，革命軍人要有為革命犧牲的精神；第五，革命軍人要堅決與勇敢；第六，革命軍人要吃苦在先、享福在后，大眾利益在先、個人利益在后；第七，革命軍隊的每一個軍人，特別是干部和共產黨員，不僅要掌握一套軍事本領，還要學會一套政治本領，善于進行斗爭；第八，革命軍人要時刻牢記肩負任務之偉大和革命軍隊的特點，經常不斷地反對和克服各種不良傾向，嚴格要求自己，保持我們革命軍隊的純潔性，堅決完成黨交給的一切任務。李先念的這一重要講話，是他長期從事政治工作的經驗總結與理論升華，對新四軍第五師的政治思想建設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1943年1月，李先念兼任中共鄂豫邊區黨委書記，全面主持邊區和新四軍第五師的領導工作。他主持召開的區委擴大會議（史稱“蔣家樓子會議”），正確解決了軍隊與地方、軍力與民力、短期斗爭與長期斗爭的關系等問題，作出了符合時局發展的決策，進一步推動了邊區的武裝斗爭和政權建設。12月，李先念給中共中央和華中局寫了《一九四三年鄂豫邊區的斗爭》的報告，從全年對日偽軍進行的224次作戰中，系統剖析日偽軍戰術的新特點和“掃蕩”的新規律；從全年反頑作戰中，分析了蔣介石嫡系部隊、桂軍、川軍和土頑圍攻第五師部隊的特點；全面論述了反“掃蕩”、反頑作戰的戰略戰術。他概括出五條反“掃蕩”經驗：一是做好敵軍工作，尤其是偽軍工作，以便從敵軍據點中得到“掃蕩”的目標、規模和兵力配備等情報，事先做好準備。二是利用日偽軍和頑軍之間的矛盾，當日偽軍“掃蕩”時，將部隊分散轉移到接近頑軍地區，“掃蕩”結束后再轉回原地集中，使日偽軍“掃蕩”計劃破產。三是利用山地、湖泊的地理條件，使日軍的特種兵無法發揮作用，而使自己處于主動地位，免受敵人襲擊。四是采用時而分散、時而集中的機動靈活戰術打擊日偽軍。當日偽軍集中優勢兵力對根據地進行大“掃蕩”、大包圍時，部隊就避實就虛，跳出包圍圈，分散打擊敵人；當敵軍疲憊時，就抓住其弱點，集中兵力給予痛擊。五是充分發動群眾破壞公路、橋梁，不斷襲擊日偽軍之小據點，大打人民戰爭，使敵人經常處于恐慌狀態。這些經驗，既是邊區軍民浴血奮戰中的智慧結晶，又充分體現了李先念運用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達到的新高度，是新四軍戰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對于這個時期的軍事斗爭，中共中央華中局、新四軍軍部嘉獎第五師和豫鄂邊區“發展第一，獨立工作第一”。新四軍軍長陳毅于1943年7月寫的《新四軍在華中》一文中專門提道：“我五師李先念部活動于武漢重鎮之外圍及平漢路之兩側，北則肩摩皖豫，南則襟帶江漢，遠出挺進，艱苦辛勤，獨立支持戰局者迄今亦五年矣。”該文還列舉了第五師1943年協同正面戰場作戰的光輝戰績。1945年5月，陳毅在中共七大會議上作《新四軍抗戰始末》的發言時，又列舉了從1942年春到1943年末在江南、江北和“在湖北如孝感、黃陂、黃安、應山、漢川、應城、潛江等地，進行兩個整年的‘清鄉’與反‘清鄉’的殘酷斗爭。”陳毅特別強調：“這些地區的敵我斗爭成為華中敵后的最前線決定勝負的場所，其緊張斗爭的場面與敵寇進攻的華北各解放區的殘酷達到同等程度。”

　　1944年，李先念根據中共中央關于鞏固和發展華北、華中，并向華東、華南發展的戰略方針，指揮第五師及邊區地方武裝，以鄂豫皖邊為中心向南、向北展開攻勢作戰，分兵組成豫南游擊兵團，向河南發展。后相繼派兵到淮北、湘北、鄂南地區發展，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10月，李先念任鄂豫皖湘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中共中央指示：第五師集中主力進占信陽、武漢一線，敦促“在鄂豫兩省的日軍，應至新四軍大別山地區，接受李先念將軍之命令”。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李先念迅即指揮所部行動，受降日偽軍數千人，殲滅拒降敵軍3500余人，攻克大小城鎮12座，解放了鄂豫皖湘贛邊廣大地區。

　　從1939年初到1945年抗戰勝利，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華中局（前為中原局）、新四軍軍部的領導下，李先念依靠邊區黨政軍民組織，在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創建了一塊地處要沖、孤懸敵后的根據地，建立了擁有5萬余人的正規軍和30萬民兵的武裝力量。七年間，新四軍第五師先后抗擊了15萬日軍和8萬多偽軍，共殲滅日偽軍4.3萬余人，解放了9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300多萬人民，建立了8個專區和11個中心縣、66個黨政軍組織齊全的縣級政權，從戰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國各個地區的抗日戰場，在中華民族抗戰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原文刊載于《百年潮》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