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盼盼 宋傳信

　　在近代中國歷史舞臺上，一代代仁人志士奔走吶喊，一種種救國方案輪番試驗，為拯救民族危亡進行了艱難探索。只有中國共產黨，依靠科學的理論、嚴密的組織、嚴明的紀律，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徹底結束了舊中國積貧積弱、一盤散沙的局面，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新紀元。在長期斗爭實踐中，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重要性，對黨和人民軍隊的紀律建設作出了開拓性貢獻。

　　紀律建設 重于泰山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后，面對敵強我弱的形勢，黨的工作重心開始從城市轉向農村。如何在農村站穩腳跟？首先就要爭取廣大農民的支持和擁護，要用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和工農革命軍是他們利益的代表。因此，用嚴明的紀律規范這支部隊，勢在必行。

　　1927年10月初，部隊要離開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毛澤東宣布行軍紀律：說話要和氣，買賣要公平，不拿群眾一個紅薯。這就是三大紀律的雛形。10月下旬，部隊在江西省遂川縣大汾鎮突遭地主武裝襲擊，隊伍被打散，戰士們又累又餓，有的吃了群眾地里種的紅薯，有的行動散漫，亂拿群眾東西的事情偶有發生。針對這些情況，毛澤東在荊竹山向部隊宣布工農革命軍三項紀律：一、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群眾一個紅薯；三、打土豪要歸公。當時部隊每到一地，都要分散開來做群眾工作，發動群眾起來打土豪、鬧革命。這就需要用一些具體的注意事項來規范部隊官兵的行為。1928年1月，毛澤東對部隊開展紀律教育時，提出了工農革命軍最早的六項注意：還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伕、請來伕子要給錢，不打人不罵人。

　　毛澤東善于及時總結工作經驗，并將其轉化為易懂好記的話語。1928年4月，他規定部隊在做群眾工作時必須執行三條紀律、六項注意。三條紀律是：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是：（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后來，六項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項內容，發展成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紀律的具體內容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場景有所不同，但體現的原則和精神實質都是統一的。

　　1947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布關于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確定其規范表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聽起來簡單，正可謂大道至簡、切中要害，因而利于傳播、便于執行，被稱為“第一軍規”。這些規定體現了人民軍隊的本質，對于加強人民軍隊建設、正確處理軍隊內部關系特別是維護軍民關系、瓦解敵軍等，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完整的以反貪污浪費為主要內容的法令是《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非常注重廉政建設，嚴懲腐敗分子。1933年12月15日，毛澤東簽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十六號訓令《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規定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的工作人員“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處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除追回贓款外，還要“沒收其本人家產之全部或一部”；凡“挪用公款為私人營利者以貪污論罰罪”。與此同時，還建立了審計制度，審查稽核各級決算和財政收支，加強監督管理。

　　1948年，毛澤東提出口號：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定將革命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為了繼續保持軍民魚水關系，中共中央于5月16日發布了經毛澤東審定修改的《關于入城部隊遵守城市紀律的指示》，延續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精神。這個指示也被稱作“城市中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嚴明執紀 一視同仁

　　紀律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曾幽默而又嚴肅地指出：“孫行者頭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寧論共產黨的紀律說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這是上了書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毛澤東堅持紀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職位高低、不分功勞大小、不分親疏遠近，堅決帶頭維護和執行黨的紀律，并要求對黨員要更加嚴格。

　　長征途中，賀子珍的弟弟賀敏仁（年僅十七歲）違反紅軍紀律，擅自進入少數民族地區的喇嘛廟，拿了藏民的銀元和銅板，師部得到報告后，依照紀律槍斃了他。賀子珍痛失親人，非常難過，但她強抑住內心的悲痛，沒有告訴毛澤東。直到長征勝利，她才訴說此事。作為丈夫的毛澤東知道后，說：“紅軍就應該有鐵的紀律，我們應該用紅軍鐵的紀律來要求自己的親人！”

　　1937年10月，延安抗大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對陜北公學女學生劉茜逼婚未遂，開槍將其打死，被陜甘寧邊區高級法院判處死刑。針對有的同志認為黃克功是有功之臣的說情，毛澤東在給陜甘寧邊區最高法院院長雷經天的信中指出：“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

　　革命戰爭年代，為了勝利不得不執行嚴格的紀律，這一點大家都容易理解。但革命勝利后，繼續執行嚴格的紀律，會有人不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湖南老家的親戚和朋友紛紛給他寫信，要求推薦參加工作或者介紹熟人來京。楊開慧胞兄楊開智也曾在信中表達到北京工作的愿望。楊開智畢業于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后回湖南從事農業技術工作。他曾大力支持毛澤東和楊開慧開展革命活動。楊開慧犧牲后，也是楊開智夫婦冒著生命危險收留毛岸英三兄弟，并將他們轉送上海地下黨。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楊開智又把唯一的女兒楊展送到延安參加革命，湖南解放時才從毛澤東的信中得知女兒已于1941年犧牲。憑楊開智的貢獻，他的這一要求似乎并不高，于情于理也說得通。

　　然而，毛澤東深知裙帶之風對新生政權的危害。1949年10月9日，他致電中共湖南省委副書記王首道：“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其老母如有困難，可給若干幫助。”同時又致電楊開智：“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收到毛澤東的電文，楊開智決定留在湖南工作，但又通過表弟向三立，給毛岸英寫信，希望在長沙獲得“廳長方面的位置”。10月24日，毛岸英給表舅向三立回了一千七百多字的長信，講明道理，明確拒絕了舅舅的要求。戀親但不為親徇私，毛澤東為全黨帶了一個好頭。

　　1952年初，“三反”斗爭中劉青山、張子善案被揭露后，其上級領導因顧念他們對革命有功，向毛澤東呈請是否可以不要槍斃。毛澤東態度鮮明地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犯有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

　　以史為鑒 可知興替

　　毛澤東愛讀史書，多次提到“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閱讀史書時，他格外注重軍事家比如曹操、李自成等關于嚴明軍紀的內容，并去粗取精、古為今用，創造性地應用到人民軍隊的建設之中。

　　毛澤東一生多次評說曹操，從1913年到1976年前后跨越六十三年的著述中皆有跡可循。作為著名軍事家，在軍閥紛起的東漢末年，曹操領兵統一北方，成為一代梟雄。毛澤東認為，曹操的軍隊之所以能夠打勝仗、統治區域的經濟能夠取得發展，跟他注重嚴明軍紀有很大關系。曹操領軍征戰，有一次剛好趕上麥收季節，他嚴令將士不許踩踏，違令者斬首。百姓見狀，無不稱贊。忽然，受田間飛鳥驚嚇，曹操的馬一下子躥入田地，踏壞一片麥田。曹操要舉刀自刎，被眾人勸住。于是，他割發代首。在今天，剪發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古代，“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否則是不孝，是大逆不道。

　　李自成也是備受毛澤東關注的歷史人物。明末統治者的腐敗和橫征暴斂，激起各地農民紛紛起義，其中李自成率領的起義軍經過十八年浴血奮戰，終于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建立大順政權。但是他沒能經受住勝利與執政的考驗，只做了十八天皇帝，就被迫退出北京。李自成的成敗得失，給后人留下無限深思。毛澤東非常贊同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分析李自成起義軍進京前成功的原因。一是李自成禮賢下士，敢作敢為，作風簡樸，“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得民心。二是李自成戰術優秀，善于進攻，自己也善騎射，能百發百中。最重要的是，李自成的軍隊軍法極其嚴格：“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甚至“馬騰入田苗者斬之”。嚴明的紀律是起義軍保持強大戰斗力的重要保證。

　　1949年3月，中國歷史即將發生轉折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專門談及防驕破滿問題，向全黨提出“兩個務必”，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法制建設、紀律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作了必要的思想準備。

　　（來源：《前線》雜志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