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自立
“一個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時候,不是地方。中國人很重視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為了個人升官發財而活,那是茍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雖生猶死,真比鴻毛還輕。一個人能為了最多數中國民眾的利益,為了勤勞大眾的利益而死,這是雖死猶生,比泰山還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義,要死得有價值。”鄧中夏在獄中留下遺言,用富有哲理的話語坦露人生信條和價值取向。他為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為爭取最多數中國民眾的利益而死,他的死重于泰山。
“罷工工人心目中的燈塔”
鄧中夏,字仲澥,又名鄧康,1894年生于湖南省宜章縣,曾任中共第二屆、五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六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他接受過多年傳統文化教育,文史學問扎實。就讀北京大學期間,他的思想發生轉變。“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也深深影響到鄧中夏。1920年10月,他參加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開始投身革命。同年,他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前往長辛店,看見災民“那種憔悴枯黃的面色,千孔百結的衣服觸在我的眼內,我的心就感著不快,表出一種痛苦的同情,不知在車上的那一種談笑快樂心,和畫畫的興趣,飛跑往那里去了,光覺得心中難受,好比我也在饑餓困苦中”。鄧中夏認為,改善工人生活,首要是提高工人文化素養,從而激發其革命覺悟。為此,他創辦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教授工人及其子弟知識,并使工人認識到,他們創造的東西最多,生活卻最苦、最窮,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事。1921年5月,鄧中夏指導長辛店工人建立工人俱樂部(即工會)。該俱樂部是北方鐵路工會組織的雛形。后來,鄧中夏利用在長辛店的經驗,指導了天津、唐山等地鐵路工人的組織和斗爭,奠定了北方職工運動的基礎。
鄧中夏被譽為“罷工工人心目中的燈塔”。在長辛店,他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工人交朋友;在上海工人大罷工期間,他與工人一起罷工集會,行走在斗爭第一線;在香港海員大罷工期間,他身先士卒,時刻保持同罷工工人的親密聯系。1922年,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進入緊要關頭時,鄧中夏咬破手指,在一塊白布上寫下血書,“親愛的同志們:你們一定要堅決同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斗爭到底,爭取罷工的勝利”,鼓舞了工人們的斗志和信心。在同工人交往過程中,鄧中夏認識到工人群體蘊含強大力量,他們受“三座大山”壓迫,革命意志最堅決;他們分布集中,便于組織、形成強大戰斗力;他們與農民有天然聯系,便于與農民結成聯盟。盡管工人數量占全國人口比重較低,鄧中夏仍認為,“工人在社會上所占的地位,實在比任何群眾尤為重要”。
推動工農聯合的倡議者
鄧中夏是工農聯合的倡議者。經歷數次工人運動實踐,鄧中夏深刻認識到,“工人階級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聯合農民共同奮斗不可”。他分析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認識到中國經濟基礎仍差不多完全是農業,“新式工業不過在幾個通商口岸與鐵路礦山及其附近有些罷了。農民至少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二以上,中國不革命則已,欲革命我們不教育、煽動、領導這占人口大多數之農民積極地參加,哪有希望”。當時,黨內一些人輕視農民革命,鄧中夏則講,“中國農民在這樣軍閥征徭,外資榨取,兵匪擾亂,天災流行,痞紳魚肉種種惡劣環境的當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離,何時何地不是逼迫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斷定農民是工人天然的同盟軍。
鄧中夏要求各級黨、團組織分出精力,開展農民運動。他講究運動策略,注重爭取實際利益,他認為,“群眾如果沒有經濟的利益作中心,要他們團結與組織,比在石田上播種要他生長出嘉苗良穗尤為難能”。因此,他主張讓農民通過運動解決生活實際問題。鄧中夏提出,調動農民革命積極性的關鍵,在于組織農會。他主張在農會中設立與農民休戚相關的機構,使農民意識到農會為自己謀利,增強參與農會的熱情。針對農民私有觀念深的實際情況,鄧中夏強調口號和行動不能“左傾”,不宜使用“共產革命”等口號,而要使用農民能接受的諸如“限田”“限租”“推翻貪官劣紳”“打倒軍閥”“抵制洋貨”“實現國民革命”等口號。在行動方面,他主張要求減租和改良待遇,要求普遍選舉、組織民團、集會自由等。
強調團的政策須與黨保持絕對一致
毛澤東同志曾指出,“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鄧中夏也很重視青年力量,是青年工作的熱心者。他參加并組織多個進步青年團體,領導數次青年革命運動,常年在青年政治團體工作。1920年11月,他加入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12月,根據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要求,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1923年8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鄧中夏被選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臨時中央局委員長,主持團中央工作。他強調,團的政策須與黨保持絕對一致。
鄧中夏指出,青年責任重大、使命光榮,他向廣大青年發出號召——“成群結隊的,到民眾間去,完成我們重要的光榮的使命”。鄧中夏認為,文學應當為革命服務,“須多做能表現民族偉大精神的作品”,“儆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勵人民奮斗,使人民有為國效死的精神”;“須多做描寫社會實際生活的作品”,“徹底露骨地將黑暗地獄盡情披露,引起人們的不安,暗示人們的希望”。他希望青年像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離開“藝術之宮”,到民眾間去,創造民眾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啟發民眾斗爭意識,激勵民眾革命熱情。
用生命維護黨章尊嚴
百年來,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一個又一個輝煌成就,原因在于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鄧中夏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突出貢獻,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曾就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分別闡述。他認為,“除打倒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以外,也應該對與其有密切關系的買辦階級實行革命”。他對各社會階層作了具體分析,指出工人、農民、兵士是革命的動力,而小資產階級雖有革命要求和傾向,惟勢力不集中,只能作為革命的助手。
1923年,“二七慘案”后,陳獨秀對工人運動的態度日趨消極。他認為,工人階級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很幼稚,資產階級力量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革命應以資產階級為主體。他甚至提出“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的錯誤觀點。鄧中夏發表《我們的力量》,駁斥這種說法。他強調,“中國將來的社會革命的領袖固是無產階級,就是目前的國民革命的領袖亦是無產階級”。同時,他也不認同“天然領導論”“政權不是從天外飛到我們工人手中的,是要我們從實際政治斗爭中去一點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鄧中夏認為,領導權的問題實質是哪個階級能夠領導中間階級,取得中間階級群眾的問題。他強調,工人階級要以適當的口號和政策,聯合國內一切革命勢力,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實現工農商學大聯合。關于革命道路,鄧中夏既不同意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界限,抹殺兩者區別,畢其功于一役;也不認同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隔著“萬里長城”,民主革命只能由資產階級領導,先建立資產階級政權,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后,再向社會主義轉變。他主張建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聯合的民主主義的專政,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向社會主義發展。
因為當時黨仍處于幼年階段,革命經驗不足,所以鄧中夏對某些問題的分析尚不完備,一些表述較為粗糙。但是,其革命理論一定程度上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產生、豐富和完善作出重要的歷史貢獻。
“就是把鄧中夏的骨頭燒成灰,鄧中夏還是共產黨員!”1931年1月,鄧中夏在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錯誤撤銷了一切職務。盡管蒙冤受屈,他沒有自暴自棄,更沒有接受敵人拉攏。1932年秋,鄧中夏開始擔任全國赤色互濟總會主任兼黨團書記,從事我黨地下工作。1933年5月,他遭法租界巡捕逮捕,旋因叛徒出賣,真實身份暴露。國民黨中央黨部收買法租界巡捕房,將鄧中夏引渡解往南京。在獄中,敵人把他安排在“優待室”,并派曾與其共事的叛徒余飛等人做說客,拿他兩年來遭遇的不公經歷做文章,勸他改弦易轍,被鄧中夏嚴詞拒絕。眼見他不為所動,敵人惱羞成怒,瘋狂折磨鄧中夏,并蓄謀將其殺害。9月19日,鄧中夏向黨中央寫信表示:“同志們,我快要到雨花臺去了,你們繼續努力奮斗吧!最后勝利終究是屬于我們的。”兩日后,在雨花臺刑場上,鄧中夏高呼著“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慷慨就義,年僅39歲。
鄧中夏是工人運動的領導者、工農聯合的倡議者、青年工作的熱心者。他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如革命對象及動力、革命領導權、革命道路等都提出獨到見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產生作出重要的歷史貢獻。斯人已逝,浩氣長存。
來源:中國檔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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