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自立

　　“一個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時候，不是地方。中國人很重視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為了個人升官發財而活，那是茍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雖生猶死，真比鴻毛還輕。一個人能為了最多數中國民眾的利益，為了勤勞大眾的利益而死，這是雖死猶生，比泰山還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義，要死得有價值。”鄧中夏在獄中留下遺言，用富有哲理的話語坦露人生信條和價值取向。他為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為爭取最多數中國民眾的利益而死，他的死重于泰山。

　　“罷工工人心目中的燈塔”

　　鄧中夏，字仲澥，又名鄧康，1894年生于湖南省宜章縣，曾任中共第二屆、五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六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他接受過多年傳統文化教育，文史學問扎實。就讀北京大學期間，他的思想發生轉變。“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也深深影響到鄧中夏。1920年10月，他參加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開始投身革命。同年，他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前往長辛店，看見災民“那種憔悴枯黃的面色，千孔百結的衣服觸在我的眼內，我的心就感著不快，表出一種痛苦的同情，不知在車上的那一種談笑快樂心，和畫畫的興趣，飛跑往那里去了，光覺得心中難受，好比我也在饑餓困苦中”。鄧中夏認為，改善工人生活，首要是提高工人文化素養，從而激發其革命覺悟。為此，他創辦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教授工人及其子弟知識，并使工人認識到，他們創造的東西最多，生活卻最苦、最窮，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事。1921年5月，鄧中夏指導長辛店工人建立工人俱樂部（即工會）。該俱樂部是北方鐵路工會組織的雛形。后來，鄧中夏利用在長辛店的經驗，指導了天津、唐山等地鐵路工人的組織和斗爭，奠定了北方職工運動的基礎。

　　鄧中夏被譽為“罷工工人心目中的燈塔”。在長辛店，他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工人交朋友；在上海工人大罷工期間，他與工人一起罷工集會，行走在斗爭第一線；在香港海員大罷工期間，他身先士卒，時刻保持同罷工工人的親密聯系。1922年，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進入緊要關頭時，鄧中夏咬破手指，在一塊白布上寫下血書，“親愛的同志們：你們一定要堅決同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斗爭到底，爭取罷工的勝利”，鼓舞了工人們的斗志和信心。在同工人交往過程中，鄧中夏認識到工人群體蘊含強大力量，他們受“三座大山”壓迫，革命意志最堅決；他們分布集中，便于組織、形成強大戰斗力；他們與農民有天然聯系，便于與農民結成聯盟。盡管工人數量占全國人口比重較低，鄧中夏仍認為，“工人在社會上所占的地位，實在比任何群眾尤為重要”。

　　推動工農聯合的倡議者

　　鄧中夏是工農聯合的倡議者。經歷數次工人運動實踐，鄧中夏深刻認識到，“工人階級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聯合農民共同奮斗不可”。他分析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認識到中國經濟基礎仍差不多完全是農業，“新式工業不過在幾個通商口岸與鐵路礦山及其附近有些罷了。農民至少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二以上，中國不革命則已，欲革命我們不教育、煽動、領導這占人口大多數之農民積極地參加，哪有希望”。當時，黨內一些人輕視農民革命，鄧中夏則講，“中國農民在這樣軍閥征徭，外資榨取，兵匪擾亂，天災流行，痞紳魚肉種種惡劣環境的當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離，何時何地不是逼迫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斷定農民是工人天然的同盟軍。

　　鄧中夏要求各級黨、團組織分出精力，開展農民運動。他講究運動策略，注重爭取實際利益，他認為，“群眾如果沒有經濟的利益作中心，要他們團結與組織，比在石田上播種要他生長出嘉苗良穗尤為難能”。因此，他主張讓農民通過運動解決生活實際問題。鄧中夏提出，調動農民革命積極性的關鍵，在于組織農會。他主張在農會中設立與農民休戚相關的機構，使農民意識到農會為自己謀利，增強參與農會的熱情。針對農民私有觀念深的實際情況，鄧中夏強調口號和行動不能“左傾”，不宜使用“共產革命”等口號，而要使用農民能接受的諸如“限田”“限租”“推翻貪官劣紳”“打倒軍閥”“抵制洋貨”“實現國民革命”等口號。在行動方面，他主張要求減租和改良待遇，要求普遍選舉、組織民團、集會自由等。

　　強調團的政策須與黨保持絕對一致

　　毛澤東同志曾指出，“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鄧中夏也很重視青年力量，是青年工作的熱心者。他參加并組織多個進步青年團體，領導數次青年革命運動，常年在青年政治團體工作。1920年11月，他加入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12月，根據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要求，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1923年8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鄧中夏被選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臨時中央局委員長，主持團中央工作。他強調，團的政策須與黨保持絕對一致。

　　鄧中夏指出，青年責任重大、使命光榮，他向廣大青年發出號召——“成群結隊的，到民眾間去，完成我們重要的光榮的使命”。鄧中夏認為，文學應當為革命服務，“須多做能表現民族偉大精神的作品”，“儆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勵人民奮斗，使人民有為國效死的精神”；“須多做描寫社會實際生活的作品”，“徹底露骨地將黑暗地獄盡情披露，引起人們的不安，暗示人們的希望”。他希望青年像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離開“藝術之宮”，到民眾間去，創造民眾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啟發民眾斗爭意識，激勵民眾革命熱情。

　　用生命維護黨章尊嚴

　　百年來，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一個又一個輝煌成就，原因在于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鄧中夏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突出貢獻，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曾就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分別闡述。他認為，“除打倒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以外，也應該對與其有密切關系的買辦階級實行革命”。他對各社會階層作了具體分析，指出工人、農民、兵士是革命的動力，而小資產階級雖有革命要求和傾向，惟勢力不集中，只能作為革命的助手。

　　1923年，“二七慘案”后，陳獨秀對工人運動的態度日趨消極。他認為，工人階級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很幼稚，資產階級力量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革命應以資產階級為主體。他甚至提出“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的錯誤觀點。鄧中夏發表《我們的力量》，駁斥這種說法。他強調，“中國將來的社會革命的領袖固是無產階級，就是目前的國民革命的領袖亦是無產階級”。同時，他也不認同“天然領導論”“政權不是從天外飛到我們工人手中的，是要我們從實際政治斗爭中去一點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鄧中夏認為，領導權的問題實質是哪個階級能夠領導中間階級，取得中間階級群眾的問題。他強調，工人階級要以適當的口號和政策，聯合國內一切革命勢力，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實現工農商學大聯合。關于革命道路，鄧中夏既不同意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界限，抹殺兩者區別，畢其功于一役；也不認同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隔著“萬里長城”，民主革命只能由資產階級領導，先建立資產階級政權，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后，再向社會主義轉變。他主張建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聯合的民主主義的專政，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向社會主義發展。

　　因為當時黨仍處于幼年階段，革命經驗不足，所以鄧中夏對某些問題的分析尚不完備，一些表述較為粗糙。但是，其革命理論一定程度上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產生、豐富和完善作出重要的歷史貢獻。

　　“就是把鄧中夏的骨頭燒成灰，鄧中夏還是共產黨員！”1931年1月，鄧中夏在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錯誤撤銷了一切職務。盡管蒙冤受屈，他沒有自暴自棄，更沒有接受敵人拉攏。1932年秋，鄧中夏開始擔任全國赤色互濟總會主任兼黨團書記，從事我黨地下工作。1933年5月，他遭法租界巡捕逮捕，旋因叛徒出賣，真實身份暴露。國民黨中央黨部收買法租界巡捕房，將鄧中夏引渡解往南京。在獄中，敵人把他安排在“優待室”，并派曾與其共事的叛徒余飛等人做說客，拿他兩年來遭遇的不公經歷做文章，勸他改弦易轍，被鄧中夏嚴詞拒絕。眼見他不為所動，敵人惱羞成怒，瘋狂折磨鄧中夏，并蓄謀將其殺害。9月19日，鄧中夏向黨中央寫信表示：“同志們，我快要到雨花臺去了，你們繼續努力奮斗吧！最后勝利終究是屬于我們的。”兩日后，在雨花臺刑場上，鄧中夏高呼著“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慷慨就義，年僅39歲。

　　鄧中夏是工人運動的領導者、工農聯合的倡議者、青年工作的熱心者。他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如革命對象及動力、革命領導權、革命道路等都提出獨到見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產生作出重要的歷史貢獻。斯人已逝，浩氣長存。

　　來源：中國檔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