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70年前，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打敗了窮兇極惡的日本侵略者，贏得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神州遍燃抗日烽火，荊楚怒激抗戰狂濤。這是一段中國人民用鮮血和淚水寫就的歷史，荊楚兒女以特有的堅韌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在血雨腥風中與強敵英勇奮戰，譜寫了一曲威武雄壯的英雄史詩。

難以忘懷的艱苦歲月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局部抗戰開始，到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爆發，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湖北人民的抗日斗爭前后經歷了14年。14年里，湖北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國民黨軍隊主導的正面抗戰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英勇雄壯，廣闊的荊楚大地成為中國人民抗戰的重要戰場，湖北抗戰也由此走過了波瀾壯闊的血火征程。

　　局部抗戰階段，抗日救亡群眾運動拉開序幕。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按照精心策劃的陰謀，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鐵軌，并嫁禍于中國軍隊，這就是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標志著中國人民局部抗戰的開始。事變發生后，中國共產黨率先發表一系列宣言決議，號召廣大民眾動員起來，武裝抗擊日軍侵略，激發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決心。湖北地區的黨組織響應中共中央號召，召開群眾示威大會，發布宣言、通電，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喚起民眾抗日救國。在湖北地區誕生并以湖北為主要戰場的紅二十五軍，于1934年1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之命，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西征北上，率先打出抗日的旗幟。1935年12月北京學生發動一二九愛國運動，武漢、應城、安陸、宜昌、襄陽、樊城等地學生、工人和工商業者紛紛舉行罷課、集會游行和請愿活動，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湖北地區以抗日救亡群眾運動為主要形式的抗日斗爭拉開序幕，湖北人民的愛國熱情開始全面覺醒。

　　戰略防御階段，軍民合力同仇敵愾氣壯山河。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軍發動旨在侵占和滅亡中國的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進入全面抗戰時期。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后，日軍將主攻目標直指華中重鎮武漢及華南中心城市廣州等地。為了部署武漢保衛戰，國民黨政府軍政機構西遷重慶途中駐留武漢，上海、南京及東南沿海地區內遷企業亦暫停于武漢，各地文化界人士及機構團體也遷移武漢。中共中央在武漢設立派出機構——中共代表團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就抗戰問題與國民黨政府加強協商和合作。武漢一時名流薈萃，機構云集，全面抗戰進入武漢抗戰時期。

　　以周恩來、董必武等為代表的中共代表團（中共中央長江局），同國民黨政府進行了一系列協商和談判，推動了長江以南地區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改編為新四軍并奔赴敵后戰場。1937年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武漢正式成立。同時，中共代表團（中共中央長江局）積極組織領導東南、華中、華南、西南地區13省黨組織的恢復重建和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在董必武的直接領導下，湖北地區的黨組織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至1938年4月，全省黨員人數由1937年8月的數十人發展至1120余人，群眾團體中也普遍建立了黨團組織，基本形成了遍布湖北城鄉的黨組織體系，為湖北地區抗日救亡群眾運動的興起、發展和敵后游擊戰爭的發動奠定了組織基礎。

　　此一時期，以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空前加強為背景，以抗日救亡群眾運動掀起高潮為起點，以國民黨軍隊全力進行空前規模的武漢保衛戰（武漢會戰）及各界群眾廣泛支援為中心，湖北地區人民群眾的救亡怒潮與前線將士的英勇搏殺，一起匯成湖北抗擊日本侵略軍的壯闊洪流。

　　在以周恩來為負責人的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及所屬以郭沫若為廳長的第三廳直接領導下，武漢迅速成為全國抗日救亡群眾運動中心。1938年7月開始的獻金運動狂潮，將以武漢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運動高潮推向巔峰，推動了湖北全省抗日救亡群眾運動的迅猛發展，為爾后進行的全面、持久抗戰奠定了思想以及社會和群眾基礎。

　　日本侵略軍占領南京并攻占徐州后，為實現脅迫國民政府投降、盡快結束中國戰爭的企圖，發動了攻占中國抗戰中心武漢的戰役。國民黨政府以積極防御、持久抗戰為戰略指導方針，投入包括第九戰區、第五戰區共計100余萬人的參戰部隊。在以武漢周邊的湖北地區為中心，包括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四省在內的廣闊區域內，中國軍隊以劣勢裝備與強勢日軍展開了長達4個多月的生死鏖戰，傷亡日軍近4萬人。作為八年全面抗戰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武漢會戰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軍事圖謀，遲滯了日軍的戰略進攻。

　　戰略相持階段，兩個戰場雙峰并立協同作戰。在武漢淪陷、中國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六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敵后游擊戰爭”的戰略部署。湖北地區抗戰進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崛起并逐步占據抗日戰場主體地位的時期，新四軍第五師和鄂豫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為中原敵后抗戰的中流砥柱。

　　中國共產黨秉持團結抗戰、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方針，早在全面抗戰爆發后不久，就根據與國民黨政府達成的協議，開始進行紅軍改編和人民軍隊走上抗日戰場、開展敵后抗戰的部署。鄂豫皖和湘鄂贛邊紅軍與國民黨軍政當局達成停戰、改編等協議，于1938年3月踏上東進抗日征程。在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直接領導下，中共湖北省委派出大批優秀干部，以武裝留守和統一戰線的合法形式，在鄂東、鄂中等地相繼建立黨領導的戰略支點，發展黨的組織，訓練黨員骨干，發展民眾武裝，先后建立大小不一的三十余支共數千人的抗日武裝，在正面戰場的前沿陣地和日軍近后方的夾縫中，點燃湖北敵后抗日烽火，建立了數塊分散的抗日游擊根據地，為湖北敵后抗日武裝的發展和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奠定了基礎。

　　1939年1月至10月，李先念、陳少敏、朱理治、任質斌等先后率部數百人向豫鄂邊敵后挺進，在無成建制部隊的情況下，會合湖北黨組織在武漢淪陷前后組織起來的各路抗日武裝。鄂豫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開始形成，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具有戰略意義的中原敵后抗戰中的領導地位。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活動于鄂豫邊區的新四軍奉命整編為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兼政委。新四軍第五師在敵、偽、頑夾擊的復雜環境中，始終高擎抗日大旗，緊緊依靠鄂豫邊區人民群眾的支持，頑強堅持中原地區抗日游擊戰爭。從1942年8月起，新四軍第五師直屬中央軍委指揮。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除堅持鄂中、豫南外，又先后發展了鄂東、鄂皖邊、鄂南和襄西根據地，至1943年新四軍第五師發展到近4萬人槍，邊區所轄地區擴大到51個縣，擁有人口1020余萬，發展成地跨鄂、豫、皖、湘、贛5省邊的戰略區，從四面八方完成對盤踞武漢日軍的戰略包圍。

　　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在湖北境內堅持了正面戰場的作戰。1939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第五戰區部隊展開隨棗戰役。1940年5月初與日軍展開棗宜戰役，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五十九軍軍長張自忠親率兵馬截擊、督戰，壯烈殉國。1941年9月發起反攻宜昌戰役。1943年5月發動鄂西會戰，第六戰區江防軍誘敵深入，在漁洋關、石牌要塞一線與敵血戰，轉守為攻，相繼收復宜都、枝江、松滋、公安等地。

　　高舉團結抗戰大旗的新四軍第五師，積極配合國民黨軍隊正面戰場作戰，湖北境內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每一個勝利，都離不開新四軍部隊的配合與協助。棗宜戰役期間，為牽制日軍西進，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先后襲擊黃陂、隨縣、孝感、安陸、應山、應城、京山以及禮山各縣境內的日偽據點20余處。1942年底日軍發動大別山戰役，新四軍第五師派出第十三旅和第一、第五軍分區的地方武裝，積極打擊日偽。鄂西會戰中，新四軍第五師僅一個多月即向日軍出擊41次，牽制了日軍兩個師團的兵力。1943年11月日軍發動常德戰役，轉戰在襄南的新四軍第五師部隊立即跨越長江，向日軍后背出擊，在洞庭湖濱擂響配合友軍的戰鼓，把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旗幟插上了桃花山。

　　戰略反攻階段，抗日民主陣地日益鞏固發展。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不斷發展壯大，逐步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從1944年起，中國解放區軍民對日偽開始了局部反攻。新四軍第五師也展開局部攻勢作戰，在進軍河南、創建豫南和豫中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同時，加緊對鄂南、襄河、鄂皖邊的發展，粉碎了日軍企圖打通京漢、粵漢鐵路為主體的中國大陸交通線、挽救太平洋戰場頹勢的軍事陰謀。

　　中共中央根據形勢的發展，決定開辟華南敵后抗日根據地，使其北與鄂豫邊區、南與華南東江抗日根據地連成一線。鄂豫邊區是這一戰略性進軍的出擊陣地和戰略后方。1945年1月，新四軍第五師與王震等率領的八路軍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隊會合，隨即北上南下向兩翼發展，并派出兩個主力團配合南下支隊，南渡長江，挺進湘鄂贛，創立了湘鄂贛邊抗日根據地，為對日本法西斯展開戰略大反攻作了實際準備，對在太平洋和東南亞戰場作戰的盟軍給予有力的支持。

　　至1945年8月日軍投降前，鄂豫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和新四軍第五師堅持長期敵后抗戰，以湖北為中心，地域遍布長江南北，縱貫中原大地。荊楚大地，眾志成城，人民抗戰的烽火生生不息，形成了砥柱荊楚、保衛家園的鋼鐵長城。

彪炳千秋的輝煌戰績

　　湖北“當四戰之地，居天下之中”，制控八方，綰轂中原，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水陸大動脈交匯、承東啟西、連南接北的特殊地理位置，日軍侵華由華北轉進華中華南、由東部進犯中部西部的戰略態勢及其在武漢外圍的戰略布局，中國共產黨對戰略相持階段全國敵后抗戰的戰略部署，使湖北地區抗戰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在事關全局的抗日戰爭戰場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發揮了極其重大的戰略作用。

　　作為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戰場，抗戰中的許多全局性和具有全面影響的重大事件發生在湖北。湖北地區的軍隊和人民為奪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在中國人民抗戰的光輝史冊上，湖北抗戰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

　　湖北成為抗戰初期的政治中心。由于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內遷企業及各地文化界人士、機構團體的遷移、停駐，武漢一時成為全國戰時政治、軍事和文化中心和戰時首都。在此后的10個月里，一系列抗戰的重大政治決策在這里形成，許多抗戰的重要軍事部署在這里制定，一部分內遷工業在這里中轉，抗戰文化在這里弘揚，武漢成為全國抗日運動的中心，形成了全面抗戰初期具有重要地位和特色的“武漢抗戰時期”。武漢抗戰時期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最好的時期。周恩來等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領導人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就制定兩黨合作組織形式、改革政府機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在武漢同國民黨中央領導人蔣介石舉行談判，并取得進展。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吸收《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某些精神的《抗戰建國綱領》。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一次會議在武漢舉行，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經過中共代表團卓有成效的工作，國民黨將毛澤東《論持久戰》的精神通令全國作為抗戰的戰略指導思想，使之對整個抗日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中國共產黨就戰略戰役問題向國民黨提出一系列建議，并在戰略上對正面戰場進行積極、密切配合。在推動國民黨中央合作抗戰的同時，中共代表團還在武漢同國民黨其他上層人物、國民黨內的民主派、各民主黨派、各界愛國人士、各地方實力派、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和眾多國際友好團體、友好人士進行多方面接觸和聯系，形成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堅實保證。為了實行全國人民總動員、開放民主、改善民生、廣泛發動群眾、武裝群眾、進行人民抗戰的全面抗戰路線，中共中央長江局與湖北省委一道，組織和推動救亡團體、救亡報刊、救亡活動三位一體的抗日救亡群眾運動。以黨領導的中華民族先鋒隊為代表的近百個救亡團體在武漢成立，以長江局機關報《新華日報》為先導的30余種救亡報刊投入抗戰宣傳，救亡群眾組織深入廣大城鎮鄉村，湖北地區群眾動員范圍之廣、規模之大，史無前例。抗日救亡群眾運動風起云涌、波瀾壯闊，且向八方輻射，把全國抗日救亡群眾運動推向高潮。

　　湖北成為抗日戰爭的戰略轉折。武漢會戰是整個抗日戰爭乃至東方反法西斯戰場投入兵力最多、戰線最長、歷時最久的戰役，極大的消耗了日軍的有生力量，是中國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向戰略相持的轉折點。從1938年6月12日日軍攻占安慶，到10月26日日軍占領武漢，中日軍隊在豫、皖、贛、鄂、湘五省縱橫數百里的遼闊大地上展開了規模空前的大會戰。中國共產黨對武漢會戰給予了多方支持和積極配合。中國軍民在長達4個多月的血戰中，以沉重代價造成日軍重大傷亡，使日軍速戰速決占領中國的計劃破產。一方面，日軍因此元氣大傷；另一方面，武漢會戰結束后，日軍不得不在武漢外圍各要點、要線駐防6個師團15萬兵力，強化占領區的殖民統治。日軍軍事戰略進攻的勢頭大為削弱，不得不停止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轉為戰略保守。抗日戰爭從此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顯現。

　　湖北成為敵后抗戰的重要戰場。新四軍第五師及鄂豫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在新四軍七個師、一個獨立旅及整個華中抗日根據地中，地盤最大，人數最多，是由中央軍委直接指揮的獨立戰略區，是中國抗日戰爭中一個特殊的敵后戰場，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敵后抗戰并奪取最后勝利的主要戰略區之一。從1939年1月李先念率160余人南下湖北開展游擊戰爭，到1941年初新四軍第五師成立，這支英雄部隊與湖北人民一道，以前赴后繼、英勇頑強的革命精神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抗擊著15萬日軍和8萬偽軍，對日偽軍作戰1260余次，斃傷俘敵偽軍43770余名，粉碎了日軍的反復“掃蕩”，在孤懸敵后的困難情況下，長期堅持中原前哨陣地，主力部隊迅速發展到5萬余人，地方部隊和民兵發展到30萬人，被分割孤立的小塊根據地逐步聯接成片并不斷擴大，最終創建了以湖北為主體而跨越五省、面積達9萬平方公里、人口達1300萬的鄂豫皖湘贛解放區，造成對盤踞武漢之敵的戰略包圍態勢，直至1945年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成為中原抗戰的中流砥柱。新四軍第五師和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也因此成為抗日戰爭時期南方敵后人民軍隊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發展的楷模，中共中央譽其為“一個偉大的成績”，中原局和新四軍軍部也給予了“發展第一”、“獨立工作第一”的高度評價。鄂豫邊區和新四軍第五師在湖北地區進行的敵后游擊戰爭，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踐行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光輝典范。湖北敵后抗戰廣泛發動、組織和武裝以農民為主力的各階層群眾，真正實現了全民抗戰。湖北敵后抗戰緊緊依靠根據地人民的支持，在廣闊的戰場上靈活與敵、偽、頑周旋搏擊，長期堅持，以時間換空間，積小勝為大勝，牽制和消耗敵軍大量兵力，直接影響敵我力量和士氣的消長，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奠定了奪取湖北抗戰最后勝利的堅實基礎。

　　湖北成為西南后方的前哨陣地。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和防御作戰雖然在全國范圍告一段落，湖北境內的戰役性進攻和防御作戰卻一直沒有停息。在日軍不斷向戰區前沿發動攻勢作戰的態勢下，駐防湖北境內第五、第六戰區中國軍隊仍先后投入隨棗戰役、棗宜戰役、反攻宜昌戰役、鄂西會戰等戰役。襄陽、棗陽等戰略重鎮失而復得，始終控制在中國軍隊手中。鄂西戰役中，石牌要塞巋然不動，日軍無功而返。盡管這時國民黨內的頑固派不斷制造反共摩擦甚至掀起反共高潮，鄂豫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中共組織在對國民黨頑固派開展有理、有利、有節斗爭的同時，仍顧全大局、忍辱負重，領導新四軍第五師和根據地人民配合正面戰場作戰，予西進日軍以重創。自1938年至1945年抗戰勝利，在湖北境內長達七年的中日全面戰爭，僅就正面戰場6次規模較大的會戰、戰役及新四軍五師各次戰斗而言，共約傷亡日軍15萬人，其中有9名高級將領斃命于湖北。湖北抗戰不僅時間長，而且規模大、地域廣、殲敵人數多，這在全國并不多見。鄂豫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軍民進行的敵后抗戰，與國民黨在湖北進行的正面抗戰一起，構成了一道保衛西南大后方的堅固屏障，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

彌足珍貴的歷史真諦

　　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對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日軍的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痛深創巨的歷史災難。八年侵鄂，日軍罪行罄竹難書，湖北地區不包括抗戰軍隊在內的人民傷亡達100余萬，人民財產損失達168億元（1937年法幣）以上。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一個歷史轉折點，飽經憂患和磨難的中國人民終于洗雪了百余年來的民族恥辱，中華民族也從此由衰敗和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14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國人民不僅創造了彪炳千秋的輝煌戰績，而且也向世人昭示了彌足珍貴的歷史真諦，給后人留下了澤被永遠的精神財富。

　　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是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精神支柱。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和推動下，在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愛國主義精神激勵和感召下，湖北地區國共兩黨捐棄前嫌，再次攜手，雖屢有摩擦，卻始終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譜寫了一部壯麗的團結抗戰交響曲；以國共兩黨合作為政治基礎，以湖北地區廣大工農群眾為主體，各黨派和進步社會團體、各民族、各階級、各宗教團體都投入抗戰洪流，將湖北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推向全國高潮的頂峰，其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浩大氣勢和愛國激情，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深入發展并不斷豐富的推動力量，也是全國抗日戰爭逐步走向中國共產黨倡導的全民抗戰的催化劑；在愛國主義旗幟激勵下，以湖北地區為中心和主體的鄂豫邊區廣大軍民，在孤懸敵后和日偽頑夾擊的險惡環境中，艱苦奮戰，不斷打擊敵人，鞏固、擴大根據地，構筑起湖北地區敵后抗戰的鋼鐵長城，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以工農為主體的千千萬萬人民群眾，節衣縮食，慷慨捐獻，勇敢走上抗日戰場，為打敗日本侵略者貢獻自己的青春和熱血。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湖北兒女以不屈不撓的英雄氣概、決戰到底的頑強意志和萬死不辭的犧牲精神，用血淵骨岳鑄就了湖北抗日戰爭的勝利豐碑，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愛國主義篇章。

　　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的砥柱作用是抗戰走向勝利的關鍵因素。局部抗戰時期，由湖北黨組織領導的群眾抗日救亡運動，是湖北地區抗日斗爭的主體。全面抗戰初期，湖北地區黨組織積極促成并堅決維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湖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動員、組織包括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在內的湖北所有愛國群眾，以武漢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運動才能形成全國救亡運動高潮的頂峰，湖北地區國共合作的局面才能深入發展，成為推動全面抗戰的政治基礎。湖北地區黨組織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開辟和發展廣闊的鄂豫邊區敵后戰場，無論條件多么艱苦、形勢多么險惡、戰爭多么殘酷，始終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同各愛國黨派團體、國民黨各派抗日軍隊，共同維護團結抗戰大局，支援配合正面戰場抗戰。湖北地區的共產黨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模范行動，成為堅持湖北地區抗戰的中堅力量，成為湖北地區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民族先鋒。

　　人民群眾擁護支持和廣泛參與是中國抗戰勝利堅不可摧的力量源泉。抗日戰爭是一場壯闊的偉大民族戰爭，只有動員群眾，依靠群眾，開展和發展人民戰爭，才能戰勝強大的民族敵人。孤懸敵后的鄂豫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又因日偽頑分割而分散成幾十個互不聯接的小塊，敵頑我三方斗爭十分激烈，只有取得最廣泛的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人民軍隊才能生存和壯大，抗日根據地才能建立和發展。新四軍第五師和鄂豫邊區各級黨組織，深入開展群眾工作，普遍動員群眾，廣泛建立抗日十人團和農救會、婦救會、青救會等群眾組織，廣泛實行減租減息和農業低稅制，減輕農民負擔，組織興修水利，改善生產條件，發展手工業，增加人民群眾經濟收入，實行抗日民主政治，極大地調動了邊區工農群眾和其他各階層群眾的生產和抗戰積極性，邊區抗戰獲得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李先念曾深情地說：“在如此艱苦的敵后環境里，如果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部隊要生存和發展，要長期堅持抗日游擊戰爭，那是不可想象的。”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實行全民族抗戰最有效的組織形式和重要保證。在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略中國的時候，全國最有力量、最有影響的兩大政黨，順應歷史潮流，實現第二次合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和團結的核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局面在湖北的形成，是湖北地區全面抗戰得以實現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國共合作的政治局面，鄂豫皖和湘鄂贛邊的紅軍和游擊隊就無法改編并走上抗日戰場；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凝聚和召喚，以武漢為中心的抗日救亡運動高潮就無法形成。湖北敵后抗日武裝的建立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準備和發動，無不是湖北地區黨組織與國民黨地方政府、愛國民主人士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加強團結合作的結果。鄂豫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和新四軍第五師，在依據“有理、有利、有節”方針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摩擦進行堅決反擊的同時，以大局為重，努力維護國共合作，始終堅持開展與國民黨各派抗日軍隊的統戰工作，使湖北抗戰得以在國民黨主導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相互配合下進行。正是這兩個戰場的相互配合，共同構成對日作戰的湖北戰場，最終取得了湖北地區抗戰的偉大勝利。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壯闊進程中，形成了偉大的抗戰精神，中國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偉大的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是永遠激勵中國人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強大精神動力。

　　抗日戰爭勝利已經70周年。7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經歷了社會主義建設和30多年的改革開放，真正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并在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征途中闊步前進。我們今天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就是要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我們要用包括湖北人民抗戰在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事實，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歌頌中國人民前仆后繼、不屈不撓反抗侵略的英雄事跡，弘揚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懷，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綱領要求，引領各項工作，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堅定不移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和平發展道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一心，艱苦奮斗，奮勇向前。

　　（全文發表在《湖北日報》2015年8月28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