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保軍

　　在大革命時期，作為青年團的早期主要領導人，任弼時高度重視統戰工作的開展，為推動國民革命運動不斷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其間，他積極宣傳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促進建立國際反帝統一戰線；與此同時，還竭力推動青年團的工作青年化、群眾化，擴大統一戰線的群眾基礎；在大革命后期，他堅決與國民黨右派和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作斗爭，強調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本文以《任弼時年譜》《任弼時選集》及相關資料為主要考察線索，對任弼時在大革命時期的統戰工作進行分析和總結。

　　宣傳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

　　倡導建立國際反帝統一戰線

　　任弼時回國后，即刻走馬上任，擔任江浙皖團區委委員，并被指定為團中央宣傳委員會編輯部的編輯員，負責編輯《中國青年》和向《團刊》《平民之友》等刊物提供稿件，積極宣傳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時任共青團中央代理總書記的任弼時，在號召全國青年以實際行動投身運動的同時，又在《中國青年》第81期上發表的《上海五卅慘案及中國青年的責任》一文中，明確倡導建立國際反帝統一戰線。

　　從回國到五卅運動前，任弼時以《中國青年》等刊物為宣傳陣地，用弼時、閣時、辟世等筆名，先后發表了《列寧與十月革命》《蘇俄經濟政治狀況》《蘇俄與青年》《列寧主義的要義》《李卜克內西》《國際革命者救濟會》《馬克思主義概略》等文章，積極宣傳馬列主義和蘇俄的社會主義制度。此外，任弼時十分注重對青年的宣傳教育。他通過撰寫文章和在上海大學講課，不斷向廣大青年學生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蘇聯勞農政府的經驗以及馬列主義理論。其中，任弼時在總結蘇俄經濟政治狀況和十月革命經驗的基礎上，結合現階段中國社會的革命實際，進一步指出建立國際反帝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當時，這些文章所宣傳的思想和內容在國內產生了重要影響，先后吸引了一大批愛國青年確立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和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追求。

　　1925年1月11日，在五卅運動爆發的幾個月前，任弼時在《中國青年》第63、64期合刊上發表《列寧主義的要義》一文，初步提出列寧主義在中國革命中的實用性和建立國際反帝統一戰線的構想。他強調，“（一）無產階級專政是達到社會主義實現的唯一武器。（二）貧苦農民群眾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友軍，無產階級應極力與大多數的貧農結成親密的關系。（三）民族解放運動的作用是抑制帝國主義，增長無產階級戰斗力，達到世界革命；對于民族解放運動，無產階級應有實際的積極的幫助。（四）無產階級要完全按照革命過程的環境去適應變更達到革命目的的策略。”同時更是指出：“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策略。尤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策略。”從中不難發現，任弼時已經初步注意到建立國際反帝統一戰線的重要性。

　　幾個月后，五卅慘案發生，全國反帝愛國運動進入又一高潮。面對突發情況，任弼時和惲代英共同起草了團中央宣傳部《第四十八號通告》，號召各地團組織和團員青年召開聯席會議，組織游行講演隊，揭露日本壓迫中國人的事實。1925年6月，任弼時在《中國青年》第81期上發表《上海五卅慘案及中國青年的責任》一文，明確倡導建立國際反帝統一戰線。他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應當注意聯絡全世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從多方面進攻方能動搖其統治威力。我們應該認清，結合反帝的統一戰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革命成功的唯一政策。”

　　推動青年團工作青年化群眾化

　　擴大統一戰線中的群眾基礎

　　五卅運動后，青年工作十分活躍，青年團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有了長足進步。與此同時，在任弼時的正確領導下，青年團吸收了更多革命的工人、農人、學生和其他被壓迫的青年分子，使團的組織深入下層青年群眾，很大程度上實現工作青年化，進一步擴大了統一戰線中的群眾基礎。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過了《對于青年運動之議決案》，闡明了共產黨與青年團的關系。為了動員全團貫徹黨的四大精神，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來，同年l月26日在上海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任弼時代表旅莫斯科的團組織出席了大會，并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強調，“青年團要聯合廣大青年，盡力所能地扶植擴大全中國無產階級的勢力，以完成我們的革命運動。”其間，任弼時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組織部主任，與團中央總書記張太雷、宣傳部主任惲代英等5人組成中央局。是年7月，任弼時正式擔任團中央總書記兼組織部主任。在他的正確領導之下，截至1925年9月，全國團員已達9000多人，比五卅運動前擴大了3倍以上，其中工人成分由原來不到10%增長到38%。

　　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三次擴大執委會，提出：在已有成績基礎上，下個階段要實現“團工作的青年化、群眾化”，任弼時列席了這次會議。會后，為貫徹黨中央擴大會議關于團的工作青年化群眾化的指示，任弼時主持召開了共青團三屆二次擴大會議。會議在“深入群眾”的口號下，就組織群眾、宣傳群眾、擴大組織等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其中包括領導工農學生積極參加黨所領導的一切政治運動；輸送合格的團員到黨組織中去；宣傳工作必須注意青年化群眾化；加強農村青年工作；鞏固學生聯合戰線等。北伐期間，共青團積極參加工農民眾運動，宣傳北伐的意義；發動群眾起來斗爭，以響應北伐軍的軍事進展；建立工農的群眾組織，如工會、農會、童子團等；特別注意發展團的組織，尤須努力乘此時機建立團在農村中的組織與工作。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黨團組織受到嚴重摧殘，大批黨團員被捕被殺。在大革命的危急時刻，中共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共青團的工作繼續給予莫大關注。根據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擴大會議及中共五大精神，在五大閉幕的第二天，任弼時在武漢主持召開了共青團四大。大會選舉任弼時連任團中央總書記。6月13日，任弼時發表《中國共產青年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意義》一文，在談到共青團的性質時，指出：“應當消除團內知識階級的習性，而完全變成真正無產階級青年的群眾組織，努力在工農群眾中去擴大自己的隊伍與影響。”此外，他更是強調，“領導青年為其本身利益而斗爭的重要意義，反對任何階級調和和妥協的理論，尤其是要注意青年工人學徒的經濟斗爭”，進而擴大統一戰線中的群眾基礎。

　　堅決抵制國民黨右派和黨內右傾

　　強調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

　　大革命前期，任弼時多次撰寫文章向國民黨右派作不調和斗爭。武漢國民政府時期，任弼時經常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據已有資料統計，從1927年5月至7月，任弼時至少出席了4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兩次政治局常委會議和一次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在此期間，任弼時積極領導共青團中央同鮑羅廷、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堅決斗爭。此外，任弼時更是多次在黨內指出，堅持黨的領導權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在大革命前期，任弼時多次強調要堅持黨對青年團工作的領導權，并對國民黨右派的相關不實言論給予回擊。1924年10月，任弼時發表《“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什么？》一文，針對國民黨右派對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是想使國民黨逐漸變為共產黨的無端指責，指出：這是政治上的“攻擊”。申明青年團加入國民黨“完全是他明白中國國民革命之必要，極誠懇的為國民革命而加入的”。中國青年團“既是少年國際之一支部，所以他所取的政策，是完全由少年國際規定的”。那種要取消青年團而合并于國民黨的攻擊，“簡直是不懂國際事實的笑話！”與此同時，1926年5月，任弼時在另一篇文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過去的一年》中指出：共青團“目前的職任，是在共產黨的指導之下，領導本國民眾，聯合全世界一切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勢力，來作中國民族的解放運動”。

　　在1927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任弼時匯報了共青團四大對各項議案的討論情況和結論，認為工會中不僅要有黨團，并要有團組；團組織應經過農協發動青年參加黨領導的農民運動；軍隊中的團員應建立支部，受軍隊中的黨支部領導；進一步明確共青團是無產階級革命青年的團體；請求批準大會選出的團中央領導人選。同年6月下旬，任弼時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任弼時在發言中，贊同莫斯科的《五月緊急指示》，針對鮑羅廷對蔣介石存在幻想的右傾觀點，明確表示：“我完全不同意鮑羅廷的意見。為什么鮑羅廷要把我們引上歧途，說什么如果我們進入南京，國民黨就會向左轉，就會在那里武裝工農？恰恰相反，在南京，資產階級和反革命軍隊會一齊向我們撲來。那就別想武裝工農了。”

　　據任弼時回憶，對土地革命、國共關系、武裝工農等問題，團中央曾有兩次正式決議提交黨中央討論，均遭到反對和拒絕。第一次是6月底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任弼時未出席這次會議。會上，團中央向陳獨秀提交了擁護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的“政治決議”，批評當時的領導人回避土地革命，要求將共產國際的電報公開出來，但陳獨秀將黨內的不同意見壓制下來。任弼時回憶：“第二次決議案后聞被獨秀同志毀滅，而未傳到黨中央會議，在六月某日的武昌中央會議中又被主席禁止宣讀而未發生影響。”第二次是7月3日。任弼時要求發言解釋“政治決議”，又遭陳獨秀的拒絕。在共青團中央沒有得到通知、無代表參加的情況下，通過了向國民黨無條件妥協退讓的《關于國共兩黨關系決議》。

　　來源：人民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