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俊梅
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是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在革命生涯中，他始終重視教育辦學。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中國實際，為改造舊教育、建立新教育進行了不懈努力，認為要通過辦學校搞教育來“喚醒群眾，接近群眾”。作為延安中央黨校的第一任校長，董必武為黨的革命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以革命家的視角理解并積極從事革命教育活動，其獨特的教學方法也給我們以啟迪。
行“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教學方針”
1933年3月，董必武在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開學典禮上宣布：學校采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教學方針。事實上，這一方針體現在董必武全部的辦學和教學活動中。
董必武的教育辦學始終圍繞中國革命的實際。每一階段的教學，都依革命需要而設，回應社會現實關切。他走上革命道路后辦的第一件大事是籌建私立武漢中學。五四運動前后，他在上海實現了從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認識到“教育確為救亡之第一策”，打算籌辦一所新式學校，傳播革命思想，培養新式革命人才。他回到武漢，于1919年創辦了私立武漢中學。他挑選教材，培養、啟發學生的新思想；引導學生關心社會問題，逐步提高政治見解；為學生購買進步書刊、指導創辦期刊；邀請進步人士到校演講，進行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在我們黨的初創時期，這些舉措不僅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湖北的傳播，還使學校成為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早期活動的重要基地和湖北青年團的搖籃。
董必武的教育辦學始終符合學生實際。1933年，為紀念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中共蘇區中央局決定在江西瑞金開辦“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是中央黨校的前身。因董必武在蘇聯受過系統的革命教育，又有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經歷。他先被任命為教務長，后接任副校長。當時的校長是黨中央政治局負責人張聞天，董必武實際主持了校長的工作。他在主持工作并教學過程中，考慮到一些黨員干部文化水平較低，采取生動具體、通俗易懂的教學方式，用貼近生活、貼近現實的典型事例來闡釋理論觀點。在講到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時，為啟發學生理解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他在黑板上畫一個火車頭，黨作為先鋒隊的作用就好比火車頭帶動列車前進。學員們表示，“有群眾語言、有實際例子、有生動的比喻，不但容易聽懂，而且記得牢”。
董必武的教育辦學始終注重實踐能力的培養。他認為，“只有在群眾斗爭的活生生的事實中去虛心領會，去刻意追求，去腳踏實地地試驗，才會得到成果的”。他創辦的武漢中學發動青年學生走出校門，在實踐中求知，到廣大工人、農民中去宣傳進步文化，宣講革命道理，促進知識分子與工農運動相結合。在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他要求學員深入社會、深入群眾并參加義務勞動。學員肖鋒清楚記得，每當課間休息時，同學們都卷起袖子、挽起褲腿、打起赤腳，下田同當地老表們一道犁地、擔糞、插秧，個個都是勞動能手。
須“以無產階級教育思想為主導”
董必武在教育救國的道路上，始終不忘無產階級教育的使命，堅持辦教育講政治，使教育服務于革命事業。
在武漢中學，為了培養一批信仰馬列主義、追求社會進步、有理想的革命青年，董必武十分注重對青年學生的理想信念教育，通過各種途徑向學生傳播革命思想。他通過惲代英的利群書社等各種渠道引進一批馬列著作和國內的進步書刊作為教材。他還自編國文課本，采用白話文教學，講國文課時多向學生傳播具有人民性的詩文。倡導學生在課外閱讀報紙書刊，關心國內外大事。邀請李漢俊、惲代英、劉子通等到校演講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央黨校和延安抗大時期，董必武常對學員們講：“要有堅定的革命信念，要不怕苦，不怕掉腦殼，將革命進行到底。”一些參加過中央黨校、抗大學習的同志在回憶董老的文章中寫道：“董老在各個時期培訓干部，首先都抓對學員的革命信念、理想和人生觀、世界觀的教育。董老認為一個人沒有正確的信念和遠大的理想，就不會有革命的要求和動力。”
1937年3月，董必武奉命從中央黨校到抗大第四大隊擔任政治委員。第四大隊學員結構復雜，他不負重托，遵照黨中央、毛主席關于辦抗大的指導思想，把轉變學生思想放在首位。他不僅利用自己的優勢給學員授課、做思想工作、關心學生思想成長和生活，還經常邀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到大隊講課，為抗日培養了眾多領導骨干。在董必武和全體教職員的共同努力下，第四大隊六百零九名男女知識青年中，有四百二十七名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約占知識青年總數的百分之七十。第四大隊成為學習和團結的先進典型。
1949年7月，中華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選舉董必武為大會執行主席。在開幕詞中，董必武指出，今后我們的工作重點就要放在建設方面，就要放在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建設上面；我們的教育思想必須以無產階級教育思想，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主導。
做“言傳身教的楷模”
董必武始終將優良傳統和作風教育貫穿在教育辦學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常對學員講：“我們必須繼續保持和發揚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保持和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這種作風就是我們黨的作風。”董必武不僅言傳更是身教，被稱為“言傳身教的楷模”。
在武漢中學期間，董必武主動不支薪。除了在本校教兩個班的國文課以外，他還先后在兩湖師范兼任教務主任，在湖北女子師范、第一師范、啟黃中學兼課。那時，他在外校教課每月可以有一二百元十分可觀的收入。他卻極度節儉。常穿的舊長衫、用的蚊帳還是1914年在日本留學時買的。其他教師到外校教課通常都坐轎子，而董必武無論學校多遠一向都以步代轎。省下的錢拿來給貧寒學子交納學費，或作為黨的活動經費。
在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董必武嚴于律己，時刻注意用自身形象，影響身邊的高級干部學員。當時，蘇區中央局規定干部要參加義務勞動，董必武總是帶頭執行。一天早上，黨校一個小組的同志去幫一戶烈屬耕田。剛到田頭，就看到董必武已經在那里忙活了。只見他打著赤膊、卷著褲腿、滿頭大汗，已經耕完了兩畝地。大家十分感動，紛紛對他說：“您都快五十歲的人了，工作又那么忙，不來都可以，可您比我們來得還早，您還是回去吧！”董必武搖搖頭，邊干邊說：“參加義務勞動是黨在根據地定的制度，我是黨的干部，應該帶頭執行。”說完，他就和大家繼續干活。
延安黨校期間，當時中央剛剛落腳陜北，各方面條件極為艱苦，董必武帶頭艱苦奮斗。他雖是校長，卻沒有搞任何特殊化，和教務主任共用一張桌子、一條長板凳，合用一張硬板床。為了方便工作，他花一塊多錢買了塊懷表。這塊表又大又響，走得也不準，大家都叫它“火車表”。董必武說：“反正快慢誤差不超過半小時就行。有會議時，表快了，我晚點去；慢了，我早點去，不就調對了嗎？”董必武的言行受到了學員們的喜愛和普遍贊譽，大家都稱他是“言傳身教的楷模”。
從清末秀才到開國副總理，董必武的一生波瀾壯闊。良好的教育經歷為他畢生的革命教育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著眼中國實情，為黨和國家培養了大批革命和建設人才。他的教育辦學理念歷久而彌新，令人深受啟迪。
（來源：《群眾·決策資訊》2023年第20期，學習強國黨史研究欄目2023年10月30日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