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共建黨開始，歷經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在長達28年里的崢嶸歲月里，中國革命的火把在荊楚大地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湖北是中國共產黨探索革命道路的重要區域，中國革命的幾次轉折也發生在湖北。湖北的黨組織和人民為新中國的誕生，作出了重大貢獻，建立了光輝業績。

　　（一）湖北位于國之腹心、有九省通衢之稱，不僅有四通八達、綰轂南北的便利交通，而且還是新舊文化、東西文化的交匯之所。湖北是辛亥革命首義之區，辛亥革命雖然失敗了，但湖北的先進知識分子并沒有停止探索的腳步，他們領悟時代的呼喚，積極尋求救國濟民的真理。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聲中，他們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群英結黨救中華“的道路。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成為紅色革命的起點。湖北的先進知識分子參與了武漢、北京、上海中共早期組織的創建。湖北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發祥地，是國內組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6個重要省市之一。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有5人出生于湖北。中共一大上起草的決議和報告，幾乎全部出自湖北人之手。

　　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以堅定的信念引領中國人民的前進方向和奮斗目標。根據一大確定的中心任務，湖北地方黨組織積極領導工人運動，迅速掀起“一個令人不可逼視的“罷工”狂潮“。1923年2月，為反抗封建軍閥的的黑暗統治，以漢口江岸為中心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把全國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推向了頂點。

　　京漢鐵路大罷工因遭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血腥鎮壓而失敗了，中國共產黨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同其他革命力量合作，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使命，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在湖北地區，中共組織在統一戰線中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成為統一戰線的核心和靈魂。國民黨組織得到改造和革新，獲得了新的生命；共產黨人從狹小的圈子中走了出來，在更廣闊的天地發揮先鋒領導作用。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中國革命的重心由南北移，中共中央也遷移武漢，湖北成為大革命的中心區域，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全面高漲，形成洶涌澎湃的大革命洪流。為適應形勢需要，湖北黨組織因勢利導，積極培養各類專門人才，軍事、政治、黨務、工運、農運等學校應運而生。一批又一批骨干被派往全省各地，宣傳黨的政治主張，擴大了黨的政治影響和社會基礎。工會、農會組織普遍建立起來，革命浪潮席卷荊楚大地。

　　（二）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后，荊楚大地陷于血雨腥風之中。在此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中共中央把湖北作為全國秋暴的重點區域，并就近予以指導，一大批政治軍事干部派往湖北各地，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　　

　　湖北成為武裝起義、土地革命的重要策源地。秋收暴動遍布全省，黃麻起義和荊江兩岸年關暴動星火燎原。在黨的領導下，經歷了大革命風暴洗禮的湖北農民勇敢地拿起武器，與反動勢力進行不屈的抗爭，一支支游擊隊或工農革命軍由此誕生。這些保存下來的革命武裝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在挫折中摸索，在戰斗中學習，不斷總結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積極探索適合本地環境的斗爭形式，逐步走上開展游擊戰爭，實施武裝割據，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道路。

　　1930年春，湖北境內及周邊地區先后開辟了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贛、鄂豫邊等多塊農村根據地，并穩固地向交通要道和中心城市發展，紅色政權星羅棋布，覆蓋大半個湖北，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各革命根據地創立后，就不斷遭受國民黨軍隊的瘋狂“圍剿”，戰爭規模一次比一次擴大，戰爭境況一次比一次殘酷，根據地軍民逐步認識到“圍剿”與反“圍剿”斗爭不斷反復的規律，及時實現了由以游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湖北是中國工農紅軍的重要誕生地，是土地革命戰爭的主戰場之一。湖北相繼走出了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紅二軍團、紅三軍團等紅色勁旅，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及其源頭，都與湖北結下了不解之緣。

　　盡管戰爭年代環境激烈動蕩，湖北各根據地致力于提高黨員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覺悟，尤其是注重組織軍民經受血與火的生死考驗，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能征善戰的軍事將領。廣大黨員戰場上沖鋒在前，撤退在后，成為頑強斗爭，英勇殺敵的模范。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以身作則，率先垂范，顯示出強大的感召力。紅軍始終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贏得了廣大群眾的愛戴和擁護。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黨組織的核心保證作用，一心一意為人民謀利益的宗旨，堅定了廣大勞苦大眾緊跟共產黨的決心，他們始終與黨同心同德，風雨共舟，成為革命斗爭得以支撐和發展的重要原因。

　　紅軍主力實施戰略轉移后，湖北新老根據地的軍民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他們緊密依靠群眾，采取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策略和戰術，不斷粉碎國民黨優勢兵力的軍事“圍剿“、經濟封鎖和政治誘降，終于渡過難關。湖北及其周邊地區保存下來的紅軍游擊隊員有五千余人，是南方八省保存紅軍人數最多的地區。這些保存下來的革命火種，成為湖北黨組織和人民軍隊在抗日戰爭時期大發展的骨干和基礎。

　　（三）抗日戰爭爆發后，中日矛盾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活動于鄂豫皖邊的紅28軍，主動與國民黨地方當局舉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軍事談判，達成局部停戰協議。湖北成為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最早實現區域性國共合作的地區。　　

　　由于國民黨軍隊正面戰場節節失利，國民政府被迫西遷，武漢事實上一度成為抗戰初期國統區的臨時首都。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武漢設立長江局，統一領導南方13省黨的工作，負責與國民黨當局的聯系與談判。武漢作為中國共產黨由根據地走向全國的重要樞紐，擔負和發揮了多重職能和作用，也給湖北黨組織的工作和全省抗日救國群眾運動的開展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條件。

　　根據國共兩黨談判達成的協議，新四軍軍部在武漢成立。在長江局的直接指導下，活動于鄂豫皖邊和鄂豫邊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人數為新四軍各支隊之冠，活動于湘鄂贛邊的紅軍游擊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隊。新四軍各部挺進長江南北后，在敵后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的作戰。

　　湖北境內的主力紅軍東進抗日后，湖北地區的黨組織采取武裝留守和統一戰線的合法形式，在鄂東、鄂中和鄂南原紅軍活動的主要地區，建立了黨領導的新的抗日戰略支點，并以這些支點為依托，大力培訓民眾武裝，爭取掌握抗日政權，使之成為沒有根據地名義的根據地，為將來獨立自主地發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建立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隨著戰局的發展，湖北全省被分割成國統區、臨戰區和淪陷區。中共湖北省委及時轉變工作方針，在堅持國統區合法斗爭的同時，把黨的組織力量和工作重點轉向戰區和敵后，集中精力“抓武裝，打鬼子”，發動武漢外圍的敵后游擊戰爭，初步點燃了全省抗日武裝斗爭的遍地烽火。

　　1939年初，李先念奉命率新四軍精干分隊南下湖北，匯集眾多抗日星火，開展武漢外圍敵后游擊戰爭。在孤懸敵后、武器缺乏、沒有外援的情況下，他們實行一整套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義政策，真正發動和依靠群眾，進行一場深入廣泛的人民戰爭，創造了一支集中統一的主力部隊新四軍第五師，建立了以湖北為主體橫亙鄂豫皖湘贛五省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為中原抗戰的中流砥柱。

　　（四）湖北是解放戰爭的戰略要地，是國共兩黨反復爭奪的戰略區域。

　　抗日戰爭勝利后，內戰陰影又籠罩在中原上空。位于全國解放區前沿陣地的新四軍第五師，阻擋了國民黨軍隊東進北上的通道，成為國民黨軍隊首當其沖的攻擊目標。為穩定中原局勢，中共中央決定河南軍區主力南下，八路軍南下支隊北返，與新四軍五師一同組成中原軍區。中原成為解放戰爭初期黨領導的全國六大戰略區域之一。

　　為維護國內和平大局，中原軍區部隊嚴格遵守國共美三方簽訂的停戰協議，被國民黨軍隊壓縮在方圓不足百平方公里的鄂豫邊區。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隊公然撕毀停戰協議，悍然發動對中原解放區的大舉圍攻。中原軍區部隊被迫還擊，向西轉移。中原突圍拉開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帷幕，打響了解放戰爭的第一槍，成為全國解放戰爭勝利的起點。

　　中原軍區主力沖破國民黨軍隊的重重截擊與合圍，創建了鄂豫陜和鄂西北兩塊新的根據地。新根據地的開辟與創建，以及鄂東、鄂中游擊戰爭的堅持與發展，形成了同全國解放區戰場相呼應的中原廣闊敵后戰場，從戰略上配合了其他解放區粉碎國民黨軍隊的軍事進攻。

　　1947年秋，解放戰爭進行一年后，戰爭形勢出現有利于革命力量的深刻變化。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一部，在陳（毅）粟（裕）、陳（賡）謝（富治）的配合下，千里躍進大別山，重建中原解放區，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國民黨軍隊被迫由戰略進攻轉變為全面防御，從而結束了長期以來人民軍隊在革命戰爭中所處的戰略防御地位，成為蔣介石20年反動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

　　人民解放戰爭不斷向國民黨統治區域推進，尤其是劉鄧大軍在湖北實施戰略展開，對國民黨戰略后方構成嚴重威脅，國民黨軍不得不收縮戰線，由全面防御變為重點防御。湖北各解放區的恢復和重建，為劉鄧、陳粟、陳謝三軍馳騁中原，粉碎國民黨軍的重點防御體系，實施戰略決戰，提供了有力支援。湖北成為人民解放軍“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前進基地和鞏固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