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神州大地掀起了改革發展的春潮。31年來，湖北人民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放思想、克難奮進、求是創新、與時俱進，不斷推進改革開放，走過了風云激蕩的不平凡歷程，譜寫了催人奮進的時代華章。全省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151億元增長到2008年的11330.38億元。人均GDP從1978年的332元增長到2008年19860元，財政收入從1978年的31.38億元增長到2008年的1338億元，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達到13153元和4656元，分別為1978年的43倍和41倍。改革開放31年來，湖北實現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對外封閉向全面開放，溫飽不足向總體小康，粗放發展向科學發展的轉變。　　

　　深化改革：體制機制大創新　　　　

　　湖北是一個國家投資較多、計劃經濟體制色彩比較濃厚的省份，又是地處內陸地區的省份，計劃經濟體制沉淀因素和殘留因素較多，封閉的內陸意識比較濃厚。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湖北就召開了討論真理標準的千人大會，在思想解放進程中走在全國前列。改革開放以來，湖北按照中央改革開放的總體部署，緊密結合自身實際，以“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創造了多個全國“第一”，創造了許多具有全國意義的先進經驗，有力地推動了全國的改革探索，也推動了自身發展。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引下，湖北人民大膽進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進入起步探索階段。幾乎與安徽小崗村農民“大包干”同步，隨縣挑水村農民與生產隊簽訂承包合同。以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重點啟動農村改革，實行了生產資料與經營權的有效結合，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像火山一樣迸發出來，農業呈現高速發展態勢，社隊企業和城鄉商品經濟隨之蓬勃發展。以企業擴權為試點探索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踏上自主經營的改革征途。1980年，第二汽車制造廠自籌資金開展項目建設，由此推開了湖北國營企業“擴權”試點；原沙市市1981年7月成為全國第一個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城市，從改革工業管理體制起步，實行工業改組和聯合，開展用工、工資、勞動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改革，為全國城市綜合改革提供了有益經驗。一個時期，沙市成為全國發展和改革的雙“明星”城市。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湖北改革由農村向城市推進。改革進入全面展開階段。農村取消了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取消了人民公社體制，多種經營和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國有企業圍繞增強自主經營活力，開展了以調整結構、提高經濟效益為主的治理整頓，推行企業承包責任制，進行股份制改造和發展企業集團的試點，開始向真正的市場主體轉變。1986年，武漢汽車發動機廠實行租賃經營，嘗試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武漢商場成為全國第一家同時擁有商業資本、金融資本、產業資本的大型股份制企業；武漢市成為我國省會城市中第一個進行綜合改革的試點城市，創造了城鄉一體、“兩通起飛”的寶貴經驗。上世紀80年代初中期，武漢綜合改革試點對全國城市改革所起到的帶頭作用，實際上發揮了“內地特區”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在改革開放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1992年，鄧小平同志開始了他的歷史性南巡。武昌是第一站。湖北武漢歷史性地成為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思想發源地。鄧小平南方講話，解決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同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湖北掀起了思想大解放的熱潮，改革開放進入系統實施階段。大力推進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到2001年底，全省80％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85％以上國有中小企業完成改制；針對國有企業虧損問題，開展了改革脫困攻堅戰，實施“抓大放小”、 “三改一加強”，順利完成國有企業改革脫困目標；“武漢模式”成為探索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三大模式”之一。大力推進所有制結構改革，個體私營經濟成為湖北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漢正街”成為全國最著名的小商品市場之一。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后，湖北創新公有制實現形式，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明確提出縣域經濟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方針，總體上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和多種經營形式并存格局。實施科教興鄂和可持續發展戰略，開始建設武漢?中國光谷。全面系統的改革開放，使全省經濟活力競相迸發，經濟社會快速發展。

　　2002年黨的十六大作出了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部署，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湖北搶抓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重大戰略機遇，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轉入科學發展軌道，改革開放進入深入推進階段。全面完成農村稅費改革后，湖北在全國率先推行鄉鎮綜合配套改革，初步建立農村公益性服務“以錢養事”新機制。深入推進企業改革發展，實施“三個一批”戰略，一批大型國有企業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一批國有骨干企業轉制為民營企業，一批民營企業培育成為經濟發展的排頭兵。以骨干企業為重點，以資本為紐帶，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穩步推進。武鋼與鄂鋼的聯合首先破題，鄂煙工業“18變1”適時跟進，東風與日產高位嫁接，武重、武鍋、武船重塑“武漢重工”。一批國企航母橫空出世，不僅創造湖北經濟新的增長動力，而且進一步提升湖北經濟發展質量和市場競爭力。

　　改革31年，是湖北人民不斷解放思想、沖破束縛的31年，是銳意創新、克難攻堅的31年，是團結奮斗、頑強拼搏的31年，是艱苦探索、開拓進取的31年。它不僅推動了自身發展，也為全國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一是改革起步早，創造多個全國第一和具有全國意義的改革經驗和模式，如第一個開放小商品市場；第一個成型的價格改革經驗等。二是承擔全國改革試點任務多。如沙市是全國第一個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試點城市；1984年，武漢市被批準為探索省會大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路子，以及充分發揮大城市經濟中心作用的綜合改革試點城市。1986年1月，武漢市被確定為全國金融改革試點的5個城市之一。1993年3月，武漢市為科技經濟體制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城市。1993年12月，武漢市成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城市。2007年，武漢城市圈被批準為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等。三是改革態度積極主動。早在1988年，湖北就批準武漢、沙市、鄂州和黃岡地區作為開放開發試驗區，實施自費改革，確定黃石市、宜昌市、十堰市以及枝江、大冶等11縣市進行自費改革。2003年，又開始文化體制的自費改革。

　　改革與體制機制創新，成為湖北發展的活力之源。上世紀80年代武漢打開城門，構建開放性體制框架，在中部地區較早突破了計劃經濟體制對城市發展的制約，推動了武漢在20世紀80年代的快速發展。90年代湖北全面啟動國有企業體制改革，逐漸煥發了國有經濟的發展活力；大力建設各級各類開發區特別是高新技術開發區，推進了湖北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進入新的世紀，湖北在農村稅費改革和鄉鎮綜合配套改革等方面大膽探索，不僅創造了具有全國意義的經驗，而且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探索了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