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作出重大貢獻的荊楚大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繼續書寫新的歷史輝煌。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是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在這29年中，湖北人民在黨中央、中共湖北省委的領導下，鞏固人民政權，恢復國民經濟，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艱苦奮斗，在探索中前進，在曲折中發展，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積累了正反兩個方面的豐富經驗，為開啟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 1949年5月16日，在“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勝利炮聲中，華中重鎮武漢解放。5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從此，湖北的歷史掀開了嶄新的篇章，開始了劃時代的社會巨變。全省上下沉浸在翻身解放的喜悅之中，建設美好新家園的干勁十足，信心滿滿。　

　　1、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政治經濟實行大變革

　　從1949年到1956年，是黨領導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并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并取得輝煌成就的歷史階段。

　　在解放之初，湖北農村凋蔽，城市蕭條，物價飛漲，匪特猖獗，民不聊生。面對困難和貧窮落后的處境，在黨中央、湖北省委領導下，隨著各級人民政權的建立，湖北人民迅速醫治戰爭創傷，努力恢復國民經濟，全面展開新民主主義建設。在農村，通過開展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廣大農民真正翻身作了主人，農村生產力得到解放，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在城市，果斷采取一系列整頓金融秩序的措施，成功地同不法投機資本開展‘銀元之戰”和“米棉之戰”，結束了長期的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的局面。然后合理調整私營工商業，推動全省工商業轉暖回升，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又在全社會進行民主改革，按婚姻法實行新婚姻制度，徹底取締舊社會遺留的賣淫嫖娼、販毒吸毒、聚眾賭博等各種社會病害，凈化社會環境，改善社會風氣。同時對舊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通過鎮壓反革命、“三反”和“五反”、抗美援朝等運動，“幾套鑼鼓一起打”，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到1952年底，全省人民經過三年多的艱苦奮斗，勝利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

　　1953年10月11日，中共湖北省第三次黨代會召開，貫徹執行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這就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一條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造同時并舉的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從1953年開始，湖北進入有計劃發展國民經濟和全面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階段。湖北是國家經濟建設重點投資的省份之一，特別是國家計劃把武漢建設成為全國南方的重要工業基地，先后將蘇聯援建的156項工業重點工程中的3項，即武漢鋼鐵公司一期工程、武漢重型機床廠和青山熱電廠一期工程安排在武漢，其后，又安排了武漢長江大橋、武漢造船廠、武漢鍋爐廠、武漢肉類聯合加工廠等一批重點工程。同時，社會主義改造也如火如荼地進行。到1956年底，全省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勝利完成，標志著湖北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湖北人民開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

　　2、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工業農業實現大發展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黨領導人民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并開始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前進，在曲折中發展。

　　湖北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始終得到毛澤東等中央主要領導的直接關懷和指導。1953年春，毛澤東首次視察南方，武漢是第一站。從這次視察直到1974年，毛澤東差不多每年都來湖北，每次少則幾天，多則半年時間。毛澤東多次視察大江南北，均把武漢作為他向全國發出重要號令的主要站點。他在這里勾畫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輪廓，提出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戰略，指揮炮擊金門和華沙談判，論述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晚年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他關心湖北建設，多次聽取武鋼、武重等重點工程建設情況匯報和進行實地考察，并作了許多重要指示；多次在湖北與各級領導干部座談，調查研究，并諄諄告誡湖北領導干部“—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他多次批轉湖北省委關于農業、農村工作的經驗材料。關于紅安干部種試驗田的經驗，毛澤東曾在多個重要會議上推廣，并強調種試驗田“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領導方法”。毛澤東極其關注湖北的水患問題和水利、水電建設，在1953年第一次視察湖北時就提出了興建三峽工程的設想，還先后為荊江分洪工程和戰勝1954年特大洪水親筆題詞。1956年第一次暢游長江后，又描繪出“高峽出平湖”的宏偉藍圖，極大地鼓舞了湖北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湖北的斗志。

　　1956年7月，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提出了“動員一切積極力量，為建設社會主義新湖北而奮斗”的主要任務，要求正確處理工業與農業、糧食生產與經濟作物及副業生產、商業與工農業、財政與經濟、積累與消費等重大關系，促進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發展。黨的八大召開后，省委認真學習貫徹八大精神，以八大精神為指導，領導全省人民掀起建設新高潮，大力發展工農業生產和科教文衛事業，積極推進民主進程，加強黨的建設，改善黨的領導，并取得初步成果，使湖北的社會主義建設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但是，1957年開展的反右派斗爭開始出現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1958年開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經濟建設上急于求成、在所有制問題上急于求純，擾亂了經濟工作的正常秩序。加上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從1959年開始，全省經濟社會和人民生活發生嚴重困難。

　　面對嚴重的困難，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湖北省委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轉變工作作風，創造性地深入貫徹中央確定的八字方針，經過三年調整，整個國民經濟重新走上了穩定發展的道路。到1963年底，全省經濟狀況已全面好轉，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趨向正常，工農業生產開始回升，人民生活也有改善。在此基礎上，1964年和1965年，全省經濟又呈現迅速發展的勢頭。

　　3、“文化大革命”時期，政治思想形成大混亂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湖北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之一，深受其害。在“文革”動亂沖擊下，正常的生產秩序和經營活動很難維持，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正確原則被當作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加以批判，從而給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重災難。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雖然黨的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占據主導地位，雖然林彪、江青集團利用這種錯誤煽動極左思潮導致的社會動亂嚴重發展并長期持續，但是，在全省黨的領導層內，在黨內外廣大干部群眾中，對“左”傾錯誤和極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爭始終存在并不斷發展。1967年“七二O事件”是一個分水嶺。許多老干部逐漸得到解放，回到領導崗位，“抓革命，促生產”。有些造反派雖然當上革委會副主任也是徒有虛名，“開會主席臺，看戲前三排，要車叫就來，黨票鬧不來”，始終沒有實現其入黨的企圖，始終沒有掌握實權，沒能進入核心領導小組和常委會。1976年的“四·五”運動敲響了“四人幫”倒臺的喪鐘。當時，不僅有湖北的群眾到北京去，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了花圈，而且在武漢市和全省各地也興起了悼念周恩來、抗議“四人幫”的群眾運動。

　　“文化大革命”時期，主要是在周恩來、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湖北省革委會、中共湖北省委和各級領導機關帶領廣大干部和群眾，利用“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盡可能抓住時機，堅持生產和開展建設，使湖北的國民經濟在嚴重動亂的情況下，仍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特別是推進了中央安排在湖北的大型企業的建設。

　　這十年中，國家直接安排在湖北的投資約150億元。其中有的是國家的重點項目，如武漢鋼鐵公司具有先進技術的一米七軋鋼機工程，年產10萬輛載重汽車的二汽，總裝機容量271.5萬千瓦的葛洲壩水電站（又稱三三0工程），年煉油能力250萬噸的荊門煉油廠，年精煉銅2.5萬噸的大冶有色金屬公司，年產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的湖北化肥廠，年采礦60萬噸的荊襄磷礦等等。中央安排在湖北的大型企業建設項目，有一些是周恩來提議、經毛澤東同意決定的。周恩來還多次視察葛洲壩工程現場，力排“文革”的干擾，強調科學施工，質量第一，并且妥善處理了建設中出現的重大質量事故問題。在10余年間，湖北以“一二三”工程（一米七軋機、二汽、三三O工程）為龍頭的工業基本格局初步形成。與此同時，湖北支農、電力、輕紡工業的建設也取得一定的發展。鐵路建設成績突出，十年間開工建設了焦枝線、襄渝線、枝柳線三條線在湖北境內的路段。糧棉生產有較大發展，1976年全省糧食總產量達到169.82億公斤，棉花總產量達到458.85萬公擔，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進一步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

　　4、走向歷史轉折時期，工作重心開始大轉變

　　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是黨和國家逐步扭轉“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面，實現歷史性轉折，開辟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的重要階段。由于“文化大革命”和長時期“左”傾錯誤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在一段時間內仍然延續，黨和國家的許多工作出現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

　　粉碎“四人幫”后，根據黨中央的統一部署，在全省范圍內開展了揭發批判“四人幫”的斗爭，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出現了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與此同時，著手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落實黨的各方面政策，有效地消除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消極后果，進一步增強了黨和人民的團結，極大地調動了干部群眾的積極性，為黨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提供了廣泛的政治保證和堅實的社會基礎。特別是從1978年6月開始，在全省范圍內開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從根本上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為重新確立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作了理論準備，有力地推動了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和全省各項工作的開展，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第一次思想大解放。

　　在撥亂反正的同時，省委不失時機地領導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調整經濟政策，整頓廠礦企業，發展農村經濟，使全省國民經濟重新得到恢復和發展，經濟實力得到顯著增強，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這些成就的取得，為歷史轉折的實現準備了必要的條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湖北省從1979年起貫徹執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